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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个翻译游戏，你懂的

  • 你好，我是贾红翔。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天鹅绒监狱》，这本书在2015年底入选了各大媒体“年度十大好书榜”，可能有的朋友已经知道，这是一本关于匈牙利艺术审查的书，这么生僻的题材，怎么会受到中国媒体的热捧呢？
    
    这本书的译者戴潍娜女士在译后记里有句话，可以从侧面解答我们的疑问。话是这么说的：（我）需要遣词造句，刻意选用一些陌生化的词汇来翻译，才能避免中国读者将现实对号入座。猜到了吧，这说明书里隐藏了一条线，能把匈牙利的过去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而译者希望保留原汁原味，所以故意用了中国读者陌生的词，突出了原文中让我们感觉是 “异域风情”的一面。但我可以对戴潍娜女士说，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翻译，我敢保证，这本写于70年代后期匈牙利的书，能毫无障碍地让今天的中国读者会心一笑。我再大胆一点地说，读这本书，你完全可以无视时代和国别，无视戴潍娜女士力求的“异域风情”，轻轻松松就能给书里的故事对应上一个中国本土的例子。这就好像在看一个外国人说相声，虽然是洋腔洋调，可竖起耳朵一听，内容还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我再做个类比，有本书叫《剑桥倚天屠龙史》，作者故意用一种学术范儿的翻译腔来解构金庸老爷子的《倚天屠龙记》，一本正经地把《倚天屠龙记》当成历史来分析，《神雕侠侣》在里面叫《神圣的雕之罗曼史》，“东邪黄药师”叫“东方的异教徒”，很有意思。为啥提这本书？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天鹅绒监狱》就和它一样，乍一看，很陌生，可仔细想一想——原来写的是我们很熟悉的事。读这本书，就像在做一个翻译的游戏。而这种感受，是中国读者所独有的，英美国家的读者绝对体会不到。

• 2.没有受害者的审查制度

  • 《天鹅绒监狱》写的是审查制度。这里的审查，特指当局对报刊媒体、文化产品的监督和审批。我们知道，在意识形态需要高度统一，严厉控制言论自由的国家，审查制度是最发达的。但是作者说，他们匈牙利的审查制度却形成了一种意在根除审查制度的文化。嗯，你可能没听清楚，我重复一遍，匈牙利的审查制度形成了一种意在根除审查制度的文化。自己根除自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咱们从头说起。要搁以前，没错，他们的文艺作品上市前要经过官僚机关的批准，没问题最好，如果有问题，对不起，根据情节轻重，关停报馆，吊销营业执照，责任人收押入狱，都有可能。这就是传统的、最初期的、作者命名为“斯大林主义”的审查制度，它就像是给出炉的陶瓷上最后一道釉。咱们经常说机关里领导把关，就是这个意思，这很好理解。但这也是老方法，过时了。如今匈牙利有了全新的方式，作者管它叫“后斯大林主义”的方式。除非在某时某地，新方法不灵了，旧方法才会重新披挂上阵。
    
    那么这个新方式是什么样的呢？不把关了吗？不上釉了吗？不，后斯大林主义的审查风格，是创作者和审查官不再是天敌，他们消除了对立。审查官不必亲自把关，而是由文艺创作者自我把关，比如说，小说家写好了一篇小说，拿出去发表前，先自己审查下，修订或者删改里面可能不符合官方的，这就是创作者和审查官都共同服务于一个叫做官方文化的东西，携手耕耘。
    
    要说呢，创作者当然不会心甘情愿自我审查。本书作者哈拉兹蒂眼光非常毒，他观察到，匈牙利的高端艺术家在茶余饭后，习惯性地会发牢骚，抱怨自己在体制内的遭遇，比如——“广电太操蛋了，删了我好多床戏，说是有伤风化。”但是，牢骚之后，他们也常常会流露出知足常乐的态度来，比如就会有个行内的老大哥拍着你的肩膀说：“小陈，这就不错了！搁以前，你这哪个不是黄色镜头，西方资本主义的毒草！”“现在不错了！让你改吧改吧就能上映。”对吧，诸如此类，在简单的心理挣扎之后，重新臣服于官方审美。
    
    创作者会让步，审查官也会。好比是暴徒学会了受害者的语言，他们也吸收了被审查者的意识形态。在一种“懂你”而又“跟上头不好交待”的语气中劝你修改作品。你谦我让，其乐融融。由此，艺术品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蓬勃发展，艺术创作极其兴盛。这真是一个和谐共处的好制度！
    
    所以说，不用审查才是审查的最高境界，无招胜有招才是武学的最高境界。

• 3.对自由的恐惧，御用艺术家的诞生

  • 其实刚才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既然官方放弃了动刀动枪，那创作者凭什么会主动自我审查呢？
    
    这又得从头说起。
    
    自由是艺术的土壤，艺术是反权威的……这些都是新时期的概念。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自古以来艺术家就是要靠贵族资助，不信你去翻翻16、17世纪欧洲的艺术史，法国贵妇就很喜欢和艺术家搞搞文艺沙龙什么的，而艺术家的工作就是为上层名流作画、塑像、表演。这是他们自古以来的面貌。不管后来艺术怎么传播了启蒙的火种，怎么成为了革命的伙伴，怎么号称为人民服务，他们的本质是脱离现实而着眼于精神生活的。
    
    说到底，艺术是需要教育和积淀的，本身就是少数精英分子的玩意儿，并不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天生享有。但是在市场经济中，艺术家需要人民来埋单，可惜，大部分艺术家的下场都不大好看，穷困潦倒是他们的普遍特征，身后之名才是他们最好的奋斗目标。所以作者说，如果艺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那么艺术将不再被视为艺术家的专属领地——也就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了，要你们这些艺术家还有什么用？那么，作为一个还要吃饭的艺术家，不能投靠市场，就只能投靠政治。
    
    除了生计，政治还能给艺术家需要的尊严和荣誉。社会主义革命以前，艺术家一无所有，现在他们却发现自己处于权力的心脏，享受着“为人民服务”的亢奋劲头。需要艺术家的国家，为艺术家开出了空头支票，来吧，社会的品味就由你们来决定了！很少有人能顶住“国家艺术家”这么高威望的诱惑，于是——艺术家们准备好自己的创新能力，去竞标官方的审美。
    
    然而在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没有艺术家会承认以上那些分析。他们就像遭受过重大心理创伤的人一样，触发了心理上的保护机制，他们打心眼儿里认同了官方文化，忘掉了自己是受到了生计的胁迫，他们即便作为国家的雇员，还自恃为自由的使徒。但其实，他们已经和国家共谋，以艺术的自由换取了体制的保护。
    
    写到这里，哈拉兹蒂尖刻地说，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成为政治精英的一部分，他们都不愿意放弃随之而来的特权。如今，只有在蜡像馆里才能找到独立艺术家的形象。
    
    这么说来，口口声声呼唤自由、自诩为自由使徒的艺术家，他们的选择只证明了埃里希·弗洛姆那本名著的书名——“对自由的恐惧”。

• 4.审查文化真的在不断开放吗？

  • 听到这里，善于思辨的你可能会问了：在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艺术家不归官僚机构管，但他们同样要归老板管，受资本金钱的控制，一样没有什么自由，刚才你也说了，他们不是投靠市场，就是投靠政治，那他们的处境，在民主社会和在极权社会不都是一样的吗？
    
    对这个问题，哈拉兹蒂用企业和员工来打比方：没错，在企业中同样要遵循企业规章，也有行政等级；官大一级压死人、外行管内行的科层制，在任何社会的组织中都是一样的。好比说，受雇于企业的自由艺术家，任务是画一幅老板的肖像，或者是做一个反映企业精神的雕像，他当然会自觉服从企业的要求，甚至迎合企业的爱好。他挣的就是服从管理的酬劳。
    
    但，这就是作者批判的御用艺术家吗？非也，只有不允许退出合约的才是。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在民主社会，退出机制是自由的。艺术家有辞职的自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就是自由之所在。
    
    那么现实中，社会仿佛是在进步，是在开放。如今发行的东西，在过去根本不可能得见天日，作家们写出了父辈不敢写的东西，导演们拍出了过去不敢拍的东西。作者哈拉兹蒂告诉我们，说这是游客的乐观，局外人认为镇压减少了，说明我们的文化更勇敢了。其实并不对，这是大家的错觉。因为审查已经变得不是一件衣服，倒更像我们的皮肤了，和我们生长在一起，艺术家和统治者的心理距离在靠近，我们感觉不到审查行为的存在。一方面国家仁慈，另一方面艺术家也不寻衅滋事。上级的宽厚与下级的温顺相得益彰，可谓父慈子孝。这就是天鹅绒的监狱——装饰得豪华温馨的桎梏，作者又用了另一个比喻——比铁锁链更好看的不锈钢手铐。那为什么我们又有不断开放的错觉呢？我们等下接着谈。

• 5.审查美学在进化

  • 作者说，国家垄断没有变化，而是审查美学在进化。从斯大林主义的老手段，到了后斯大林主义的新手段，从“军事强硬”到“民事温和”，从有招进化到无招。这是从《1984》到《美丽新世界》的转变，从逼迫就范到自动缴械。老手段强硬，因为对付的是新纳入社会主义的受众，思想多样，不服管教；而新手段温和，因为对付的是从小生活在社会主义文化中的第二代，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离经叛道的思想了。
    
    老手段是强硬的，不表态是不可容忍的。要反对唯我论艺术，因为这会威胁到社会一体化进程，所谓脱离大众的、脱离政治的艺术是要不得的。政治挂帅在新建意识形态的初期尤为重要。国家要求每件艺术作品都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艺术品必须在御用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什么小学生要费老大劲地从每篇课文里抠出中心思想来？因为中心思想定义了这篇文学作品的政治坐标。如果一个作家被贴上了左翼作家的标签，那么他的作品自然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果不幸身为资产阶级作家，那作品自然是没落的、腐朽的。
    
    而新手段是温和的，所以底线降低了。波匈事件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一书记卡达尔上台，喊出的口号是，“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过去是什么？是“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现在所有艺术作品只需要证明：不反对国家规划，亦没有心怀鬼胎反对现行制度，就行了。公开宣誓已不必，安静默认足矣。只要不直接批评官僚政治就是建设性的。新一代艺术家从小就驯服于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用不着再用统治成本巨大的铁腕，而是摸摸头就搞定。

• 6.艺术对政治的回报

  • 艺术是奢侈的，前面也说到艺术是高风险的投入，所以国家对文化的赞助是无法回本的。国家烧钱养你，艺术所能做的唯一的回馈就是：忠贞。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艺术不再奢侈。以前贵族公子小姐把玩的东西，如今也能逗老百姓开心了，芭蕾舞高不高雅，阳春白雪吧？要让普通老百姓都能欣赏，用阳春白雪的包装来传播阶级斗争的内核，所以有了《红色娘子军》。文化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组织群众闲暇时间的公共产品，是教化大众的思想教鞭，这个回报是无价的。
    
    有一个现象就出现了。艺术家急于证明自己的忠贞，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喜剧场景，就是说官方还没表态，艺术家里德艺双馨的老前辈就开始批评脱离主流审美的小辈们了。前些年曲艺家协会不是批评过郭德纲“三俗”吗？去年一个民间团体木兰研究中心不也批评过贾玲的小品把花木兰演成了贪吃好色的大傻妞吗？

• 7.审查下的创新

  • 你以为审查体制下的文化就死水一潭，没有创新了吗？非也！它们会创新，但必须是在既有规则下的创新，是要高举四项基本原则的创新。首先，可以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学习啊。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都以苏联文化为典范，学习老大哥一国；斯大林倒台后，苏联的榜样作用日渐衰弱，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再为一国马首是瞻，御用文化开始开发自身的民族传统，从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共性，到强调各民族的自主道路。对这个过程，作者的妙语是：教堂落成，神谕仍在，不过可以用自己民族的语言祷告了。匈牙利就开始从传统中发掘意义，用社会主义文化的标准筛选出有值得被继承的传统。比如爱国、敬业、诚实、善良等等，既是传统美德，也是核心价值观，对吧？
    
    再随着时代进一步发展，不但本民族的沉珂可以死而不僵，死灰复燃，资本主义西方的艺术素材和手法居然也能为我所用了！哈拉兹蒂戏谑地描述道，匈牙利人在资本主义杂草丛生的丛林中，修剪那些过剩的枝蔓，小心翼翼地挑选插条，移植到社会主义的温室中……结果令人耳目一新：刺耳的口号变成了爵士交响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雕像有了立体主义的风格，地主在文学作品里面增添了性虐狂的新属性，电影里的共产党游击队员也可以出柜坦承同性恋的身份，但重要的是，他们仍然还在勇敢战斗。
    
    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耳目一新，我们难道不熟悉吗？谁没见过几个吊着威亚在天上打转、用加特林机关枪扫射鬼子的抗日英雄呢？
    
    总之，按照匈牙利人的说法，如果索尔仁尼琴住在匈牙利，他一定会是文联主席。那样就不会有人写《古拉格群岛》了，即使有人写，索尔仁尼琴也会赞成将他驱逐出境。
    
    建议进一步阅读：
    《被禁锢的头脑》
    
    简介：198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什写于1950年代初的经典作品，对于二战前后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知识分子在压力下自我禁锢的处境做了精彩的描述与反省。与匈牙利的“天鹅绒监狱”可堪一比。
    
    作者：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二战中在华沙参与地下反抗组织，其描述华沙起义的妙语“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战斗”生动传神，流传甚广。二战后在波兰外交部工作，后离开社会主义波兰，流亡法国、美国。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关于本书 About the book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Miklós Haraszti），1945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后随父母回到匈牙利。他是匈牙利当代重要作家、思想家、人权运动者、大学教授；是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民主与自由出版运动发起者之一；2004—2010年曾指导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OSCE）媒体自由监督机构。另有著作《工人国家的工人》。他的作品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欧美影响深远。

《天鹅绒监狱》借喻“天鹅绒监狱”，描绘了东欧剧变前匈牙利的文艺生态，探讨了东欧“被囚禁的艺术”，泄露了统治者的内心秘密，描摹了艺术创作者与政治的关系；生动形象地譬喻、戏笔、反讽了“镣铐下的美学”，揭穿了艺术家与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共生的本质。

本书金句 Key insights

● 艺术品批准上市前，审查制度负责上最后一道釉。

● 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成为政治精英的一部分。他们都不愿意放弃随之而来的特权。如今，只有在蜡像馆里才能找到独立艺术家的形象。

●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我们能够摆脱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僚垄断。它不似一件衣服，倒更像我们的皮肤，和我们生长在一起。

● 我们准备好自己的创新，竞标官方审美。

● 如果索尔仁尼琴住在匈牙利，他一定会是文联主席。那样就不会有人写《古拉格群岛》了，即使有人写，索尔仁尼琴也会赞成将他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