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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4年，所有参战国的人民都在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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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
1914年7月下旬，茨威格在比利时奥斯坦德附近的海滩度假。国际形势正是最危急的时候。他每天都乘电车到城里去，期望消息能够更灵通一些。可是，他得到的消息，一条比一条糟糕，先是最后通牒，然后是战争动员，最后传来了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确切消息。
原本人山人海的海滩一扫而空，游客们匆匆忙忙离开旅馆，奔向火车站。茨威格也赶紧订了一张回国的火车票。恍惚之中，战争的恐慌突然而至。在列车上，没有人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人们焦虑不安地站在过道上，彼此交谈。他们仍然不肯相信，战争已经来临，仍还希望，这不过是虚惊一场。
直到，列车驶进德国境内，人们亲眼目睹德国的军列，正往前线运载大炮。战争，已无可避免。
当茨威格回到维也纳，眼前见到的景象让他感到震惊：“全城都在发疯。人们从对战争最初的恐惧，一下子变成了对战争的狂热。”大街上行进着各种队伍，有入伍新兵，有为他们庆贺和送行的百姓。这些年轻人，仿佛是代表国家去参加一场盛大的国际赛事，而不是去赴死。
当茨威格在二战期间回顾一战爆发的这段时期，他说，由于国家宣传机器的鼓动，所有参战国的人民在1914年都处于亢奋的状态。欧洲的大众，享受了几乎半个世纪的和平生活，战争起初在人们眼中带着浪漫的传奇色彩。
他提出一个问题：那为什么1939年的群众，没有1914年的群众那么狂热？他自问自答：因为1939年的世界，不像1914年的世界有那么多幼稚的、天真的信仰。
茨威格横跨“昨日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深刻地体会到，在短短的25年间，欧洲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改变。一战前的老百姓信任权威，他们相信，如若有战争，那一定是庄严的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维护祖国的尊严。到了1939年，这种对政治权威的迷信，被怀疑一扫而空，人们不再相信种种政治谎言。因为人民对权威的信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给他们带来了惨痛的代价。
战争爆发，对茨威格的心灵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因为他那崇高的理想——超越民族的统一的欧洲社会——遭到当头一棒。尽管如此，他的信念并没有动摇，他仍然相信：“经过一场由不明智的外交家和无人性的军火大亨发动的兄弟国家之间的战争，欧洲必然会统一。”
于是，他决定不能为这场战争服务，而是要开始另一样更重要的工作：用文章来唤醒人们的理智，以及对和平的渴望，揭示战争的荒谬与残酷。他坚信，混乱与黑暗过后，人们会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他要为此前景做准备工作，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为将来的相互谅解而工作”。
茨威格因身体原因而免服兵役，这让他松了一口气。于是他便开始了自己的反战事业。他坚信作为一名作家，自己有责任把真话讲出来。但这却让他受到了冷落与孤立。因为他的反战精神，是跟当时的整个社会潮流相悖的。但他并不在意这些，尽一切努力写作文章，并寻求发表。他通过写作，向外界发送积极信号，呼吁外国的朋友们跟他一起“重建欧洲的文化”，尽管那些国家此时大多都已成了所谓的“敌国”。
茨威格的努力没有白费，有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中立国瑞士的信件。他从熟悉的字迹上认出，来信的是他的老朋友，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信里只有坚定似铁的一句话：“不，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朋友们。”
这寥寥数语的到来，一下子激荡起茨威格内心的波澜。他回忆起这封信，称那是他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时刻之一，它像一只象征着和平的白鸽，从诺亚方舟上飞来。茨威格从此不再感到孤独，再次感到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紧密相连。
在瑞士的日内瓦，罗曼·罗兰身边集合了一个主要由文人组成的反战小团体。他们一面参加红十字会，从事人道主义工作，一面进行反战写作。于是，瑞士成了大战中的和平绿洲。在维也纳这个“荒岛”上的茨威格，与他们遥相辉映，共同坚守着人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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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不是真正的和平，只是二十年的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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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刚开始的时候，各国的政治家都信誓旦旦地向自己国家的士兵保证，战争在圣诞节之前就能胜利结束。可一晃眼，四年过去了，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战场的残酷程度，仍在不断升级，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伤亡。后方人们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艰苦，社会上的厌战情绪逐渐高涨。此时，茨威格和朋友们的反战立场，终于得到了理解与同情。反战渐渐成了整个社会的共识。
1918年11月11日，这场战争终于以同盟国战败而告终。
四年间，全世界范围内共有850万士兵和1300万平民死亡，2100万人受伤。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700亿美元。最重要的是，战争并没能解决欧洲各国间的根本矛盾，战后订立的《凡尔赛和约》未能保障一个稳定可行的国际秩序。战败国德国受到条约的严苛制裁，导致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兴起，为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法国的福熙元帅就曾断言，“这不是真正的和平，只是二十年的休战。”
这场战争摧毁了欧洲三个古老的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宣告瓦解，其境内多个民族国家宣布独立。皇帝卡尔一世，于战争结束的当天，宣布退位。茨威格父辈们的那个旧世界，彻底沉入了历史的海底。
大战期间的最后一段时光，茨威格是在瑞士度过的。随着战争结束，在一种责任感的驱使下，他打算回到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凭着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良心，他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战后，都选择了最艰难，却也最有意义的道路。
要知道，战后的奥地利是一片荒凉的景象。食品和燃料全面匮乏，即便在首都维也纳，人们也在挨饿受冻。战争毁灭了社会经济，国家银行储备的黄金全部用来赔偿巨额的战争借款。更糟糕的是，过去帝国所仰仗的那些工业中心，比如捷克，已经独立，成了外国。奥地利复兴的前景，由此变得相当黯淡。
茨威格住进自己在萨尔茨堡的老房子，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工作。他回忆起那段艰苦岁月，寒冷是最难捱的，因为没有煤炭。“冬天里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几乎只能窝在被子里，用冻得发紫的手写作。每写完一页，就把冻僵的手指放在被窝里暖和一下。”
人们吃不饱、穿不暖，便不再遵守道德秩序。街上的商店被洗劫一空，农民趁机抬高农产品售价，社会上囤积居奇的现象屡见不鲜。安分守己的人成了乞丐，投机倒把的人大发横财，社会价值观急速堕落。
最严峻的社会危机，当属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同样一种商品，今天的价格就比昨天高出二十倍。钱成了废纸。许多地方甚至开始以物易物，经济社会重又回到了原始时代。
另外，在战后最初一段时间，邻国德国马克的购买力较之奥地利克朗要高得多，于是大批德国人抓住机会，像蝗虫一般涌进奥地利，抢购奥地利人本就稀缺的种种商品。英法两国的游客也趁机来奥地利旅游。一个英国的失业者，拿着英国政府发放的失业救济金，就能入住萨尔茨堡的豪华宾馆，过上比在英国老家更舒适的生活。
这一切，都让奥地利人的经济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也更加深了他们的挫败感跟屈辱感。
这样的历史环境，也造就了怀疑的新一代人。他们经历了大战的炼狱，战争结束后仍面临一个未知的未来。他们不再相信权威，因为权威曾用无耻的谎言，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这一代人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怀疑的、不信任的世界，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世界。正是这一代人，将在动荡的未来，掀起更激烈的历史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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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终结所有战争，欧洲重现和平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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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前景黯淡，奥地利人民仍努力维生，在不同的岗位上各尽其职，安分守己地工作。物质生活的匮乏，反而刺激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茨威格记得，哪怕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大家也从来没有忘记去剧院。
剧院，依然是维也纳人的精神圣地。观众们挤在没有暖气、缺乏照明的剧院里，乐队成员一个个穿着破旧的礼服，跟观众一样一脸憔悴。然而，当指挥棒一举起，生活的全部激情就再次注入这一个个缺衣少食的人体内，点亮了他们的灵魂。每个演员和演奏者都竭尽全力演出，所有观众都集中精神，细心聆听，人们把每一场演出都当成是最后一场演出来对待。音乐，从来不会在维也纳缺席。
战争结束后，奥地利最大的两个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互相放下成见，以一种宽容务实的政治精神，组成了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带领下，奥地利人民凭着顽强的生存意志和乐观的生活精神，终于度过了难关。国家经济开始复苏，社会秩序也逐渐恢复。
这时候，许多欧洲国家战后的乱象已逐渐结束，经济开始增长，欧洲再次开启了一个十年的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希望重又复苏，人们普遍认为欧洲已吸取了教训，随着这场战争的结束，一切战争都永远结束了。这场战争的代价与教训太过严酷，不可能不使想到它的人心有余悸。所以，这是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
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成立了。国际联盟是联合国的前身，它的主要职能是保障国际和平与促进国际合作。尽管国联的尝试后来以失败告终，但是在当时，它的成立仍然被人们视为是一种积极进步的尝试，是为了“终结所有战争”而做出的实际努力。战前那种关于理性与进步的信念，重新被人们拾起。
在和平重现的氛围中，茨威格决定重新踏上他的旅行之路。对他来说，能够与昔日的朋友们重逢，是一种极大的幸福。在旅行中，他欣喜地发现，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并没有产生隔阂，反而更加团结。这不仅让茨威格深感欣慰，也印证了他关于战后各民族一定会取得谅解的观点。他感慨地说：“因为大家都吸取了教训，所以分别在彼岸和此岸的人们，比以往更加亲近了。”
在茨威格的记忆中，那一代欧洲人大都无比珍惜一战结束后那十年的和平时光，仿佛要极力弥补大战从他们生活中夺走的自由与幸福。他们四处旅行，享受一个重新连接起来的欧洲。
不过，痛苦的经历还是在许多人心头，蒙上了一层悲观的阴影。面对好不容易被寻回的幸福时光，他们难免感到怅然若失。茨威格更是如此，一种关于未来的朦胧预感，始终萦绕在他心头。这种预感并非毫无根据，因为一股不祥的阴云，再次悄悄聚拢在欧洲大陆的上空。法西斯主义在起初不被人关注的情况下，正悄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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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纳粹崛起，阴云再次笼罩欧洲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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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欧洲人普遍相信，“战争已被埋葬”，但茨威格敏锐地观察到，在欧洲大陆上，和平并没有真正来到，“斗争已从国家之间转到社会内部”。
一战后，除了社会主义的俄国之外，欧洲国家为摆脱战争灾难的影响，大致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一些世界殖民体系中的大国，比如英国和法国，通过将灾难影响部分转嫁到殖民地，以及运用全球市场来恢复经济等手段，较为平稳地度过了艰难时期，从而仍坚持住了它们在大战之前的自由主义立场。
另外一些国家，如德国和奥地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些国家既不拥有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在全球市场中也未占据重要份额。作为战败国，它们还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战胜国转移过来的负担。最终，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国内民粹主义崛起，这些国家走上了更为极端的道路。
不同的道路选择，实际上已经标志着欧洲内部的分道扬镳，为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二战与一战最大的不同在于，战争中划分两个集团的不再是纯粹的国家利益，而是意识形态。二战不仅仅是国与国之战，更是自由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决战。
用茨威格的话说，“1939年的战争是一场有关思想意识的战争，并不是仅仅为了争夺殖民地或改划国界。”
起初，西方世界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不在意。茨威格在意大利旅行途中，亲眼见识过这些法西斯主义团体的崛起。他看到年轻的冲锋队员们挥舞着棍棒，有组织地扰乱工人的罢工。他们用凌厉且暴力的手段，向全社会表达他们的愤怒与诉求。没有人会想到，正是这些当时还未成气候的小团体，日后会在欧洲掀起巨大的波澜。
这些激进的年轻人引起了茨威格的警觉。他愈发深刻认识到新旧两代人的差异。他想到，欧洲年轻一代在战后破败的生活中感到失去了尊严，他们有理由怀着怨恨和鄙视的心情质疑自己的父辈。难道不是父辈们把一切都搞砸了吗？但事到如今，父辈们仍然无所作为。于是，年轻一代决心抛弃掉父辈们的一切观念，他们要同那个旧世界彻底决裂。他们要在一腔怒火中，创造属于自己的新世界。
新一代年轻人的愤懑，在德国表现得最为突出。德国在战后清算时遭到的制裁最为严苛，这就让德国社会复苏的前景雪上加霜。
德国的通货膨胀情况，比奥地利的更为恶劣。早上买一份报纸要花五万马克，到了晚上，这同一份报纸就是十万马克了。当时买一双鞋的钱，在过去可以盘下一家鞋店。1923年德国的通货膨胀最严重时，通胀率达到了惊人的29500%，连鸡蛋的价格都涨到了令人咋舌的2000万马克。
德国人好不容易结束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国家经济刚刚复苏没多久，又碰上了二十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这次更加严峻的危机，彻底拖垮了德国的经济，让政府丧失了公信力，社会秩序也遭到严重破坏。
因此，德国的年轻一代，比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更为叛逆。他们在国家战败后忍受着种种失败与屈辱，恢复正常生活的愿景似乎遥不可及。这种强烈的挫败情绪，使他们更倾向于受到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一切，都为纳粹上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茨威格的记忆中，德国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崛起的转折点，正是他的朋友拉特瑙之死。
瓦尔特·拉特瑙是一位德国实业家，大战期间曾任普鲁士政府战时资源局局长，是德国战时后勤领域的重要人物。一战后，他又临危受命担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一职。他努力为德国在战后各种条约中尽可能争取实惠，同时致力于打破德国在欧洲的孤立局面。
然而，身为犹太人的他，先后在德国政界担任各种出力不讨好的职务，便注定了悲情的命运。1922年6月24日，拉特瑙在去外交部上班的途中，遭遇极右翼民族主义分子的刺杀，不幸身亡。
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茨威格，感到既痛心又震惊，他曾在不久前刚刚同自己的这位朋友，坐着同一辆车，行驶在事发的同一条街上。更令茨威格感到不安的是，他隐隐意识到，德国以和平方式走出困境的希望，就此破灭。
在德国，一种声音逐渐甚嚣尘上。这种声音声称，德国不是在战场上战败的，而是败在了后方，是国内的犹太人在战争期间出卖了德国人，是他们与英法媾和，才导致了德国的彻底失败。犹太人是德意志民族的叛徒与罪人。
这种说法，迅速俘获了在失败与困惑中充满愤怒的德国年轻一代人。纳粹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着复兴德意志民族的旗号，从不起眼的角落里，大摇大摆地走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
纳粹在德国上台没有遇到什么坚强的阻力，这要归因于共和国政府的软弱无力。秉持着民主原则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在面对民主最可怕的威胁时，竟毫无抵抗之力，只是一再容忍，坐视其在国内外发展壮大，直至登上权力之巅。
1933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开始在国内采取纳粹党的一体化政策。德国的历史，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即将翻开最黑暗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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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战争未能避免，理想彻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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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上台后，社会法令开始收紧，尤其是在文化宣传及意识形态领域。这给茨威格在祖国奥地利的生活，敲响了警钟。因为法西斯势力不断通过德奥边境渗透到了奥地利，维也纳也出现了法西斯党徒的暴动。
维也纳政府与魏玛政府的做法如出一辙，不敢拿出严厉手段去镇压这些尚不够强大的小群体，生怕会刺激到他们背后的社会情绪。舆论也依然对这些情况置若罔闻。就这样，奥地利社会正在慢慢被颠覆。
茨威格感到局势已经恶化，便选择了离开。他在三十年之后再次踏上英国伦敦的土地。但是在这里，茨威格感受到更深的孤独。因为几乎没有一个英国人愿意相信他这个从法西斯包围中逃出来的奥地利人的警告。茨威格对此茫然无措，一种比一战前更为彻底的无力感，抓住了他。
此时，面对欧洲大陆法西斯主义崛起，英、法等国采取的是绥靖主义的态度。尽管人人心中都带着不安的疑虑，但他们不愿意冒着再次同德国爆发战争的危险，去掺和另一个世界里的意识形态危机。一战的惨痛记忆，扭曲了自由主义世界的责任感和判断力。
茨威格最后一次回到祖国奥地利时，那里仍是一片自欺欺人的祥和。面对内心的恐惧与不安，人们不愿承认，也不敢承认。他们担心自己这十年来的美梦又到了梦醒时分，所以宁愿装睡。
终于，1938年3月12日这一天，德国吞并了奥地利。茨威格的祖国毫无抵抗地变成了法西斯世界的一部分。面对这一现实，茨威格永远告别了自己的家乡。他回到英国，正式开始了流亡生涯。
茨威格再次敏锐地闻到了硝烟的味道。一场大战，还是未能避免。纳粹德国在1939年9月1日，对波兰发动全面入侵。英、法迫于无奈，终于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
虽然这一次是自由的正义与邪恶的暴力之间的对抗，但正义的一方并没有做好准备。当纳粹的铁蹄肆虐整个欧洲大陆之时，英法两国只是让自己的士兵集结在边境上，踌躇不前。
茨威格的处境也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在祖国，他是纳粹的敌人，是犹太人，是自由主义者。而在英国，他又成了“自由世界里的敌国人士”。于是，他只好离开英国，离开欧洲世界这片最后的岛屿，前往大洋彼岸南美洲的巴西。
一战时的茨威格，仍能在战争的汪洋中找到一片栖身的孤岛，为自己心中的理想而奋战。他还有一帮同伴，彼此鼓励，相互扶持。而如今，他不光失去了祖国，也失去了同伴。那些心中有着自由理想的同伴，不是被纳粹抓捕，就是像茨威格一样流亡他乡。
在这样的境况下，他该如何继续为理想而战？失去了祖国，又失去了精神故乡，茨威格感觉自己就像在世上游荡的幽魂一样，失去了一切根基。他心中的理想也彻底破碎了。
正是在此时此地，在此情此景下，茨威格写作了这本回忆录。他在文中说道：“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已成为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贡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
此时法国已经沦陷，英国在接连的失败中苦苦支撑，自由世界眼见着就要被黑暗彻底吞噬。茨威格明白，他魂牵梦绕的故乡维也纳，他永远的精神故乡欧洲，连同他自己的生活，已然走向毁灭。昨日世界的大门，在他面前缓缓关闭，然后整个世界轰然倒塌。
这一次，哪怕他的理性仍愿意相信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是他的心已经碎了。他承认，“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历多少地狱和炼狱啊！”年过半百的茨威格已经身心俱疲，等不来希望的实现了。
于是，1942年2月22日这一天，万念俱灰的茨威格，与妻子阿尔特曼，在寓所内服毒自杀，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一生。他曾说过，“我爱这个世界，期望它有一个美好的现在，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们今天的世界，比茨威格年轻时的世界，更加太平、繁荣，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和平的威胁却并未消除。不仅国与国之间存在摩擦，社会内部的斗争也从未停歇。历史的教训犹在眼前，茨威格正是出于这样的良苦用心，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以自己全部的热情，向世人揭示一个原本和平繁荣的世界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
所以，我们应该更有责任珍惜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尤其是，我们已经具备了那么多历史的经验。虽然表面上看去，人的理性总是失败，但那恰恰是由于人们还不够理性，从而容易被仇恨所支配。
在茨威格看来，理性与勇敢、宽容与开放，是昨日的世界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只要我们能坚定不移地保持这样的精神，秉持进步的信念，人类和平繁荣的理想就不会破灭。或许，这也正是他用自己一生的热情与愿望，留给世人的忠告。
好了，关于这本《昨日的世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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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节阅读 Table of contents
本书作者About the Author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年11月28日—1942年2月22日），奥地利著名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与传记作家。其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象棋的故事》，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传记《三大师》和《人类群星闪耀时》，以及回忆录《昨日的世界》。
特约撰稿人Special Contributor
李不言，自由撰稿人。
关于本书 About the book
《昨日的世界》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倾尽一生回忆与感悟的深情之作。在书中，他以一个欧洲知识分子的视角，细腻地勾勒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那个充满矛盾的欧洲黄金时代。彼时的欧洲，文化艺术璀璨夺目，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自由的空气弥漫在大街小巷，人们沉醉于歌舞升平的盛世幻象。然而，暗流涌动，社会危机在平静的表象下悄然积聚，最终以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形式爆发，将整个欧洲拖入破碎的深渊。
1942年，茨威格在身故后将这部回忆录留给了世人。他并非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去剖析历史规律，而是以一个亲历者的纯粹灵魂，记录下那个时代的美好与痛苦，以及那个最终破灭的崇高理想。这是一曲为逝去的黄金时代谱写的哀歌，也是对曾经挚爱的欧洲大地自我毁灭的无尽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