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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本个人回忆录，一个逝去的黄金时代

  •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
    
    说起茨威格，很多人脑海中第一时间浮现的，可能是他那部家喻户晓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女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一个男人写信，倾诉她一生的爱恋与无尽的痛苦。而《昨日的世界》，可以说，是茨威格本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自己这一生的回望。它不仅仅是茨威格个人的回忆录，更是他对一个逝去的黄金时代的挽歌。
    
    1881年，茨威格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一位工业家，母亲则是银行家的女儿。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便拥有追求自由、热爱和平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一生经历了三个不同的世界。
    
    他出生时的世界，是他的父辈们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时代，却也是一个即将逝去的旧时代；他青年时期经历的，是一个既持续繁荣又孕育着危机的新时代。那时的人们既保持着大部分父辈的准则，又有着更加激进的理想，这正是茨威格后来无比怀念的“昨日的世界”。
    
    中年时期，茨威格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极端的年代，那也正是他写作这本书时的“今天的世界”——这本书创作于1939年至1941年。那时，纳粹崛起，二战爆发，欧洲大地已经陷入深重的战争灾难。
    
    茨威格对往昔的世界拥有难以割舍的情怀，因为过去世界的美好品质与理想信念，在他书写回忆的当今世界中，早已荡然无存。他怀着无尽的哀伤与忧思，去追忆那个失落的理想世界。
    
    而他的追述，便是从自己成长的那个黄金时代开始的。
    
    欧洲的历史自工业革命以来，仿佛就开启了社会进化的蒸汽机，文明的火车头突飞猛进。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整个西欧与中欧，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面貌有了极大改善。这时的西方社会，政治比较开明，社会比较开放。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进步”便成了所有人心中的信念。
    
    当时的欧洲人对自由主义的理想深信不疑，他们普遍认为，人类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向美好世界的平坦大道。战争、饥荒和暴乱，这些人类历史的厄运，已经在现代生活中被一扫而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社会急剧进步给人带来的一种“安全的幻觉”。
    
    但在当时，社会普遍的繁荣越来越明显。电力给夜晚的世界带来了光明，电话瞬间就能让相距甚远的人互相联系，便利的交通缩短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距离，基础设施普遍且舒适，医学与卫生得到极大改善，司法变得更公平、更人道，个人的权利逐年扩大，甚至连最棘手的贫困问题也不再难以解决。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拥有了选举权，从而可以合法地维护自身的权益。
    
    茨威格的家乡维也纳，便是欧洲黄金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之一。

• 2.全面繁荣的维也纳，用宽容化解矛盾

  • 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是一个典型的理性、进步、文明的城市。物质生活的富足，科技与社会的进步，自然使得人们对待生活保持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除了物质生活的富足，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还是一座艺术与文化之都。在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批杰出人物：比如文学领域有施尼茨勒与霍夫曼斯塔尔，绘画领域有克里姆特的分离派，设计领域有约瑟夫·霍夫曼的现代主义，音乐领域有阿诺德·勋伯格，心理学领域则有弗洛伊德，哲学领域有维特根斯坦，经济学领域有卡尔·门格尔。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各自引领了所在领域的开创性革新。
    
    可以说，当时的维也纳，就是现代艺术与世界文化的摇篮。
    
    与之相应的是，维也纳人对艺术的热情，尤其是在音乐、戏剧与歌剧方面。维也纳的大人物，没有谁能比得上皇家剧院的演员风光。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早上读报时，第一眼看的不是新闻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剧目。年轻人的梦想是进入皇家剧院，而不是进入国会。
    
    茨威格认为，维也纳人对文化生活的热情追求，正体现出奥地利国家的全面繁荣，也是奥地利民族自豪感的体现。
    
    很显然，随着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整个帝国社会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新旧势力的此起彼伏，使得传统思想与新思潮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
    
    但是，在全面繁荣的维也纳，正是这种碰撞孕育了现代性的变革。世纪末的维也纳在文化艺术上的革新，正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对种种政治、文化与社会危机的创造性回应。
    
    另外，在这个理性时代，维也纳人对待矛盾的态度是非常宽容的。
    
    比如，当时最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就是阶级矛盾。那时，奥地利成立了一个社会主义正义党，它要求实现无产阶级的诉求。争得普遍的选举权是该党的宗旨。他们组织有秩序的罢工，采取理性与和平的方式，向全社会展示自己的力量与诉求。
    
    茨威格还能记得小时候见识过一次“五·一”节工人大游行时的盛况。当时，工人们领着妻小，列成四人一排的队伍，秩序井然地行进在主干道普拉特大街上。他们每个人的衣服扣眼里，都别着一朵红色丁香花，这是党的标志。警察和军队在道路两旁警戒。但是那一天，最初的紧张氛围全部在和平祥和的过程中消散掉。那一天，“没有人挨骂，没有人遭到殴打，警察和士兵向工人们报以友好的微笑”。
    
    在理性的时代，人人虽然政见不同，各自代表着不同的阶级，但每个人身上都活生生地保留着人性的美好理想。茨威格说，“我们的父辈坚信宽容和友好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诚地认为，人们的分歧将会在相互的友善中逐渐化解，整个人类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和平与安全。”
    
    对茨威格来说，重要的不是矛盾，而是人们赖以化解矛盾的宽容精神。正是秉持着这种精神，世纪末的维也纳才成了一个繁荣与矛盾共存的世界。曾经人们把宽容当成一种道德力量，那时的政党以象征生命与美的花朵作为标志，而在茨威格书写回忆的今天，人们的制服上却画上了利剑与骷髅。
    
    过去，人们以共同的理想组织起来，用和平的方式表达立场，政治斗争只是一种理想与另一种理想的博弈。而今天，把人们团结起来的却是愤怒与仇恨，人与人的斗争便成了良知与暴力的对抗。不幸的是，一股愤怒与暴力的意志横扫整个欧洲，像一把无情的铁锤，一次又一次敲打着茨威格和他同道人心中的理想。

• 3.新旧世界交替，追求自由的年轻一代

  • 秉持宽容信念的奥地利人，不肯付诸宽容的只有两件事情。一是音乐家演奏时出现失误，二是违反他们所谓“道德风尚”的现象。在这，茨威格向我们描述了黄金时代的另一面。那是一个极度保守刻板、迂腐守旧的世界，尤其体现在性别问题与教育问题上。
    
    十九世纪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相对低下的。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是由她们自己来决定，而是被社会所“分配”的，她们的地位带有一种从属的色彩，即所谓的第二性别。即便是在标榜着自由与平等的西方社会，绝大多数女性仍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
    
    那个时代，社会分配给女性的体面身份，大体上只有三种：淑女、妻子与母亲。也就是说，女性的天地还是被局限在家庭当中。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结婚生子是不由分说的天职。一切从个人尊严出发的抗争，都会被认为是违反道德风尚的行为。在那个人人呼吸着自由空气的年代里，女人与男人并不共享着同一种空气，她们的一生中几乎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
    
    茨威格意识到，新旧世界的分界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充满了波动，在某一方面高涨，在另一方面则低落，就好像海浪和沙滩的分界线，既相抵触，又相交融。他赞扬旧世界里国家和政治赋予人在精神文化上的自由，但也控诉旧的社会风尚与旧的道德观念对人性的压抑，尤其是对女性的压抑。
    
    这种对人性的压抑，必然会带来强烈的抵抗。事实上，世纪末维也纳的种种冲突的背后，都有这么一股动力在积聚着，只待爆发的时刻。
    
    旧世界的保守，在教育问题上也十分突出。父辈们不喜欢青年一代，因为他们天性就热爱创新与变革，这让墨守成规的社会感到不安。于是，教育便成了压制这种不安定因素的必要手段。学生们被圈在教室里，不能出去做运动、接触自然。大量的课程与作业占据了他们的时间，使他们没有精力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与个性。这样的教育，就是为了让学生服从权威，接受并适应社会现实，从而为保守的资产阶级社会服务。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崇尚自由、热爱自然的茨威格，度过了一段相当压抑的童年与学校生活。以至于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坦言，这段时期的生活，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
    
    但茨威格那一代年轻人，生逢新旧世界的交替时代，已经不可能再像自己父辈一代人那样，安于蒙昧无知，安于对自身天性的压抑。他们开始反抗，起初是无意识的，只是由着自己内心不可抑制的天性使然，对课堂之外一切有趣的新鲜事物产生了兴趣。在维也纳得天独厚的艺术土壤中，他们尤其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茨威格回忆，当时他和同学们夜以继日地阅读他们能找到的一切书籍，互相交流，并尝试着去写作。他们在放学后兴奋地奔去书店和图书馆，他们在同伴之间朗读自己的作品，他们用化名投稿，谁的稿件得到发表，便是同伴中的一件大事。一伙青涩的少年，就这么一起摸索着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世纪之交，整个欧洲都成了新艺术浪潮诞生的摇篮。包括茨威格在内的一帮年轻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走上了各自对文学艺术与人生自由的追求之路。他们有的坚持了下来，有的中途放弃。但无可置疑的是，这一代人最终成为了连接新旧两个世界的桥梁，而茨威格正是其中的代表。
    
    就这样，新一代的年轻人冲破了父辈们的旧世界，他们进入了一个充满理想，但也更加激进、更加动荡的新时代。那也正是在茨威格的回忆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昨日的世界。

• 4.昨日的世界，欧洲的统一与分裂

  • 昨日的世界，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世界。一方面社会更加进步，人们的理想主义信念更加坚定。但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和国际纠纷也水涨船高，欧洲在繁荣与动荡之间来回摇摆。
    
    青年时代的茨威格，出于对追求新鲜事物的浓厚兴趣，决定离开衰老的奥地利，去欧洲其他国家看一看。
    
    他的第一站是去邻国德国的柏林。柏林是一座正在崛起的现代城市，在各方面都突飞猛进。之后，茨威格更是走出德语世界，前后游历了比利时、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他在比利时认识了著名诗人维尔哈伦，与同胞奥地利大诗人里尔克在巴黎相遇，同他们结下了长久的友谊。
    
    茨威格去过的所有地方中，数巴黎最让他倾心。在他看来，巴黎就是新世界的风向标，是最能体现昨日世界美好理想的天堂。巴黎的生活，轻松惬意。巴黎的社会，自由又包容，从任何地方来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在巴黎，没有人在乎你的民族与阶级，白人姑娘可以在街上拉着黑人小伙子的手，穷人能够跟富人在同一家饭馆里吃饭，咖啡馆的服务员可以跟一位将军握手。女性也不会受到严重的歧视与压抑，他们可以同男性一样，自由地去追求自我。
    
    茨威格回忆说：“巴黎只知道对立的事物可以并存，不知道什么上等和下等。”
    
    当时，从一个国家去往另一个国家，并不需要办理护照跟签证这样繁琐的手续。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是互相开放的。正是在这样的自由空间和文化氛围的熏陶下，茨威格和许多与他同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一样，不知不觉被培养成超越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世界公民。
    
    他们坚信，那些自相残杀的、阴暗残酷的人类历史，已经彻底成为过去，人类的未来将由更崇高的道德来主宰。由此，茨威格心生一个理想：一个各民族团结共存的、统一的新欧洲即将诞生。他愿意一生为了这个理想而奔走相告。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他实现心中理想的机会。许多年后，茨威格回首往事，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被理想主义蒙蔽的那代人，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科技进步必然带来人类道德的迅速提高，这是十分可笑的。”
    
    昨日的世界，是一个年轻一代逐渐觉醒，社会不断变革的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正因为不断变革而充满变数，最终在各种剧烈的社会矛盾和极端的历史力量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
    
    在整个欧洲，最尖锐的矛盾便是民族矛盾。其中，犹太人问题是个突出的体现。茨威格身为一名犹太人，对历史的亲身体验，迫使他去思考这一关乎自身的问题。
    
    犹太人千百年来散居欧洲各地，几乎每一个犹太人群体都是一个跨文化的群体。虽然他们渴望融入当地社会，但却依然保持着独特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这种差异性，使得他们在欧洲人眼中，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民族。
    
    事实上，对犹太人的排斥由来已久。从古罗马时期开始，犹太人就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而遭受迫害。到了中世纪，他们被限制从事农业等职业，被迫转向金融和商业领域。但犹太人在经济上的成功，却引发了周围社会的嫉妒和仇恨。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兴起，犹太人被描述为眼里只有利益的商人、压榨穷人的吸血鬼。这种刻板印象，与当时的阶级矛盾结合在一起，最终发展出了现代的反犹主义。
    
    面对愈发恶劣的生存环境，犹太人也做出了自己的反思。西奥多·赫茨尔就是这样一位思想者。他是维也纳著名报刊《新自由报》的文艺副刊编辑。年轻的茨威格正是靠着他的赏识，才跻身文坛的。赫茨尔有着自觉民族意识，1896年，他发表了一本名叫《犹太国》的小册子，奠定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纲领。
    
    他在这本书中宣称：“无论是寄希望于同化，还是一味忍让，对犹太民族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在自己的故乡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新国家。”
    
    这一理论引起全球范围内犹太人的广泛回响，使赫茨尔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物。1904年赫茨尔去世的时候，从世界各地赶来为他送葬的犹太人队伍，一眼望不到头，而茨威格亲眼见证了这一盛况。
    
    与赫茨尔的犹太复国理论相对应的，是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费尔的生存空间理论。茨威格在一次旅行途中结识了豪斯霍费尔。他的学说，试图研究一个民族兴旺发展与该民族所占有的地理空间之间的关系，主张“空间决定民族命运”，认为领土扩张是维持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豪斯霍费尔的理论，后来被纳粹德国所接受，并成为其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回望这段经历，茨威格后知后觉地发现，这些在未来影响世界走向的冲突，早在二十世纪初便已涌现出来。可是，当时的一切危机都被太平盛世所掩盖，大多数欧洲人仍然沉浸在十九世纪那种典型的理性、自信的氛围中。
    
    茨威格后来悲哀地回忆道，普遍且盲目的乐观主义，遮蔽了人们的眼睛与心灵，人们只顾享受眼下的美好生活，几乎所有人都未能看到逐渐笼罩到欧洲上空的阴云。二十世纪初的欧洲，没有人觉察到，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国际冲突，正在分裂整个欧洲，并将和平繁荣的表象撕开。

• 5.大难临头，欧洲的火药桶被点燃

  • 二十世纪初，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全球市场已经成型，西方世界的殖民体系也业已完成。所以，世纪初的十年里，欧洲各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逐年提升的同时，各国之间的摩擦也日益加剧。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自然带来了扩大市场的需求。简而言之，世界这个大蛋糕，已渐渐不够西方列强瓜分，无法满足它们日渐膨胀的胃口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爆发的。一些崛起较为晚近的国家，在西方瓜分世界的殖民运动中失了先手，正准备迎头赶上。德国正是这样的一个强国。德国人在与英法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过程中处处碰壁，于是，他们便意图通过战争手段来重新调整世界格局。欧洲中部再次成为动荡的策源地。
    
    国际间的紧张氛围，甚至在民间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各国政府的仇恨宣传，民族仇恨的流毒已经浸入平民百姓心里。茨威格回忆起一桩颇有代表性的小事。1914年春天，他跟女友在法国图尔城里的一家电影院里看电影。银幕上播放着新闻片，当画面上出现德国皇帝威廉的身影时，原本安静的影院内，突然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嘘声，紧接着，有人开始对着银幕大喊大叫。
    
    茨威格感到十分震惊，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寒意。他和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一直致力于促进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谅解，然而，那些别有用心的舆论宣传却轻而易举地煽动了双方的人民。眼看着仇恨如同病毒般，在心爱的欧洲故乡迅速蔓延，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毫无办法，这让他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一种孤独的挫败感。
    
    尽管如此，在1914年夏天的时候，人们还是压根儿不相信会发生战争。在他们眼里，所有国家间的威慑与恐吓，只不过是耍耍外交手段，目的是为了让对手率先妥协。人们依然对理性抱有坚定的信心，相信各国的政治家们绝不会跨过那条底线。
    
    然而，他们错了。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奉若至宝的人类理性，在仇恨与欲望面前，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堪一击，甚至显得滑稽可笑。当人们将心中的仇恨转化为实际的报复行动时，他们竟然还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在坚守理性的原则。
    
    1914年的夏天，在茨威格心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那是一个无比美好的夏天，鸟语花香，繁花似锦，人人都沉浸在对世界的美好期许中，仿佛农民望着一片丰收在望的庄稼，满心欢喜地憧憬着未来。谁也不曾想到，这将是灾难来临前的最后一个宁静的夏天。茨威格原本计划七月在维也纳附近的小镇巴登避暑，然后八月去比利时，在那里和朋友们一起度过夏天剩余的日子。
    
    可是，遥远的一声枪响，将一切梦幻般的美景全部摧毁了。
    
    欧洲危机爆发的导火索，终于被点燃。这一次，仍然是尖锐的民族矛盾，是欧洲的日耳曼民族与南斯拉夫民族之间的矛盾。动荡的中心，就在欧洲的腹地——巴尔干地区。
    
    巴尔干地区历来都是欧洲的“火药桶”。这里民族众多、宗教林立，政权也并不统一，是世界上文化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十九世纪末期，该地区处在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沙皇俄国三大帝国交界地带，又扼控着英、法通往印度洋、中东和远东的交通命脉，在地缘政治上极为不稳定。
    
    巴尔干地区的主要民族，除了希腊人和罗马尼亚人之外，就是南斯拉夫人。奥匈帝国一直有吞并南斯拉夫国家的想法，并在1908年和1909年，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南斯拉夫国家中最强大的塞尔维亚王国，则想建立一个大南斯拉夫国家。
    
    如此一来，两国之间的矛盾便深重难解，终于在1914年6月28日这一天最终爆发——奥匈帝国的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遭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枪杀。萨拉热窝的这一声枪响，被后世的历史研究公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大公遇刺的突发新闻，令当时的人们感到震惊。当时，茨威格正在小镇巴登避暑，忽然，人群之中爆发出一阵小小的骚动，音乐厅前乐队演奏的乐声也戛然而止。茨威格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继续观察，终于弄明白，人们东一群西一伙的，正凑在一起讨论一条爆炸性的突发新闻——大公遇刺了。
    
    可是，这重大的新闻，并没有引起人们持续的恐慌。两个小时之后，茨威格回忆道，一切又恢复如常。人们继续谈天说笑，餐馆里又奏起了音乐。仿佛没有什么能打断人们愉快的生活。一个多礼拜过去了，舆论开始将此事淡忘，人们仍然相信，国家之间擦枪走火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但后续的风波却突然涌起，欧洲列强开始利用这一事件进行危机炒作，情况急转直下。
    
    其实，在奥、塞两国背后，又站着新崛起的德意志帝国与老牌的沙皇俄国这两个大国。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矛盾，又掺和着德国与俄国之间的矛盾。奥地利与德国身处一个集团，塞尔维亚与俄国有着共同利益，且奥匈帝国与沙皇俄国都想要得到巴尔干地区的控制权。欧洲矛盾的各个方面都已积重难返。巴尔干火药桶的引线，终于被点着了。
    
    7月23日，奥地利就大公被刺事件，向塞尔维亚发出条件严苛的最后通牒，后者并未全盘接受。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一天，正在比利时海滩度假的茨威格，听闻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赶紧订了一张回国的火车票。匆匆忙忙、恍恍惚惚之中，茨威格跟身边的朋友都还没意识到，他们的家园、他们所热爱的欧洲故乡，已经大难临头。

本书作者About the Author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年11月28日—1942年2月22日），奥地利著名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与传记作家。其代表作有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象棋的故事》，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传记《三大师》和《人类群星闪耀时》，以及回忆录《昨日的世界》。

特约撰稿人Special Contributor

李不言，自由撰稿人。

关于本书 About the book

《昨日的世界》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倾尽一生回忆与感悟的深情之作。在书中，他以一个欧洲知识分子的视角，细腻地勾勒出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那个充满矛盾的欧洲黄金时代。彼时的欧洲，文化艺术璀璨夺目，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自由的空气弥漫在大街小巷，人们沉醉于歌舞升平的盛世幻象。然而，暗流涌动，社会危机在平静的表象下悄然积聚，最终以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形式爆发，将整个欧洲拖入破碎的深渊。

1942年，茨威格在身故后将这部回忆录留给了世人。他并非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去剖析历史规律，而是以一个亲历者的纯粹灵魂，记录下那个时代的美好与痛苦，以及那个最终破灭的崇高理想。这是一曲为逝去的黄金时代谱写的哀歌，也是对曾经挚爱的欧洲大地自我毁灭的无尽叹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