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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左手救人，右手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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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说到舒尔金，那位对致幻剂充满兴趣的化学家，想想就让人有些胆寒。明知道自己研究的药物会对人的大脑产生强烈影响，还是一头扎了进去，害人害己。今天这位主角，虽然也被后人贴上了“魔鬼中的天使”标签，却多少有点冤。
为什么说他冤呢？因为他跟之前那些叛逆、桀骜不驯的科学怪人完全不是一路人。别人是思想叛逆、行为出格的浪子，他却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药剂师，以救死扶伤为己任，一点都不掺假。
只可惜世事难料。他刚合成出一种造福人类的药物，不到两个星期，居然又意外合成了另一种会引发巨大灾难的毒品。更讽刺的是，这两种药物都流传至今，一个成了经典常备药，另一个成了全球禁毒的重点对象。
这个“医药界的双面人”，就是费利克斯·霍夫曼。他研制出的“救人药”是乙酰水杨酸，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阿司匹林；而那“害人药”嘛，叫做二乙酰吗啡，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海洛因。
跟我们前面讲过的几位“天才型疯子”不同，霍夫曼的成长经历平平无奇。他1868年出生在德国南部的小城路德维希堡，后来在慕尼黑大学读了化学专业。关于他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几乎没有留下太多轶事，也没有什么“年少成名”的传说。
26岁那年，霍夫曼进入了拜耳公司工作。说起拜耳，南方的朋友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卖蟑螂药的那家”。但其实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化工巨头，除了著名的除虫药，拜耳的其他医药专利数不胜数。霍夫曼毕业后，就被分到了拜耳公司设在埃尔伯费尔德的药物实验室。任务听起来也很朴实无华：改进水杨酸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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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是工作，也是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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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杨酸，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科学味”，其实它是从柳树中提取出来的。早在公元前1550年左右，古巴比伦地区就有柳树皮能用来治疗发烧和疼痛的记载。在我国古代，也有很多江湖郎中都知道，柳树皮煮水给人喝，可以止痛。
然而，柳树皮煮水，得到的有效成分太少，其中还有不少杂质。一直到现代化学逐步萌芽，人们学会提取结晶，从柳树皮中分离出水杨苷，并以此制备水杨酸钠，才得到了更纯净的产物。
既然能起到退烧和止痛的作用，又没有什么成瘾性，为什么要改良水杨酸钠？换句话说，它的缺点在哪里？主要有两个。
其一，水杨酸钠的化学性质不是很稳定，容易被分解破坏，导致药品保质期非常短；其二，它的酸性很强，如直接吞服，不仅没有药效，还会对胃部产生强烈刺激，必须用明胶之类的东西把晶体包裹起来，才能让人吞服。如此一来，水杨酸的功效有归有，但失效很也快，制作工艺又稍显复杂了。
霍夫曼承担的工作，就是改进水杨酸钠配方，让它变得更加稳定、安全，如果能实现，药企的利润必然会大幅上涨。
然而，改进配方一事，哪有那么简单？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咱们上回说的舒尔金，人怎么样姑且不论，至少头脑是世界一流的，再加上幸运值满点，才成功改良了MDMA的合成方法。你霍夫曼的学历也好，脑袋瓜子也罢，跟人家都不是一个水平的，此前的研究经验也马马虎虎，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完成任务？
其实，霍夫曼接手这个项目，倒并不是为了公司允诺的升职、奖金什么的，而是出于自己的一片孝心。原来，他的父亲一直患有风湿病，德国的气候又不那么好，老霍夫曼常年唉声叹气，每逢阴天下雨，就只能靠吃水杨酸药物缓解疼痛。
对于老父的病症，霍夫曼这个大孝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就老想着：怎么才能发明出一种更加有效的产品，让父亲免于病痛折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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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白花里的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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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在实验室里工作的科研人员，如果有，你就会知道，他们的日常生活，真是太枯燥太单调了。像药物的改进，无非就是不断尝试把各种化学成分添加进目标配方，然后仔细观察：有没有形成新的化合物？有没有促进作用？会不会产生副作用？
这一过程既枯燥又漫长，失败不过是每天的常态。大多数时候，化学反应根本不发生，就算辛苦一整天，也连新物质的影子都见不着，更别提什么疗效了。对于霍夫曼和他的同事来说，实验室里仿佛只有试管、温控、无数次失望，还有第二天重新来过的坚持。
但他们没有停下。每天从各种植物中提取活性成分，一点点地尝试加进水杨酸钠中。一次次反应失败，一次次记录无果，他们就像在黑夜里打着手电找钥匙，靠的是经验，更靠的是耐心与赌一口气。
终于有一天，霍夫曼试到了旋果蚊子草。别看它名字生僻，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绣线菊”，一种长着小白花的不起眼植物，具有消炎、抗风湿、利尿和健胃等功效。
霍夫曼利用从中提取出的水杨苷，尝试性地进行了一次化学改性。功夫不负有心人，反应完成后，试管中的那种新生成的白色结晶物竟异常稳定，像是沉睡在液体中的雪。经检测，这是一种新的化合物！
怀着几乎不敢相信的心情，他们开始进行药理测试。结果令人震撼：这种新物质不仅保留了原本水杨酸的镇痛退烧效果，更神奇的是——几乎没有任何副作用。
之前不是说了，纯净水杨酸对人胃部刺激很大吗？而经过反复对比试验，霍夫曼惊喜地发现，这次得到的新药完全不同。服用之后，几乎没有任何志愿者报告不良反应，就像仅仅喝了一杯水一样，啥事都没发生，而药物该有的镇痛效果也没有丝毫的减弱！
就在那一瞬间，霍夫曼感到一阵直冲天灵盖的狂喜——成了，成了！多少年来都没人能做成的事情，居然真的被我给做成了！从此以后，老爹以后有更好的风湿药可以用，自己也注定名垂青史，何其幸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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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阿司匹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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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耳公司总部听到霍夫曼成功的消息，很是高兴，高兴之余，也有些将信将疑：这才过了多久，居然就干出成绩来了？可别是小年轻好大喜功，在夸大其词吧？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是神药还是吹牛，派人验收就能见分晓。
这一验收可不得了，他们发现，乙酰水杨酸不仅比纯净水杨酸稳定、刺激小，而且药效持续时间也更长。简直就是六边形战士，无懈可击。
1899年2月，拜耳公司给乙酰水杨酸申请注册专利，命名为“阿司匹林”，其中“阿”来自乙酰基的首写字母A，而“司匹林”则来自旋果蚊子草的英文名。就这样，一款跨世纪的伟大发明诞生了。
我们知道，即便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阿司匹林依然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味药，在清热、止痛、延缓血栓形成以及预防心梗等领域，都给人们带来了很大帮助。阿司匹林、青霉素、安定，共同被称作人类医学史上三个最伟大的发现，也是三大经典药物。
大家想想看，在今天这个生物化学和医学经历过无数改进的时代，阿司匹林尚且有这么崇高的地位，那当年呢？当年它的问世意味着什么？简直不可想象。十九世纪，阿司匹林根本就是降维打击的神药。再想想那是个什么时代，战乱不断，受伤者不计其数。
无论是受伤带来的疼痛感，还是伤口感染发炎，或者是人体受伤后免疫力降低，容易发高烧，一切的一切，几乎都可以使用阿司匹林，一时间，这种药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了起来，不对，是紧俏了起来。
这还只是大家都熟悉的历史，除此之外，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1918年曾经爆发过一起规模巨大的流感——您想想，流感嘛，阿司匹林当然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仅仅是这样，霍夫曼会是一个人人景仰的医者，然而，面对残酷而频繁的战争，他还想继续研发新药帮助士兵和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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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继续改良止痛剂吗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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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网络上有个流行热梗，说是不怕人笨，就怕人笨还勤快。因为有些人待着什么都不做还好，一旦开始做事，不但成功不了，反而可能惹出麻烦。这话挺毒的，但大家反过来想一想，聪明人勤快就一定是好事吗？聪明人把事情干成了就一定是好事吗？其实也未必吧。
拿霍夫曼来说，如果他合成乙酰水杨酸之后，什么都不干，成年累月地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靠专利费过活，顶多偶尔写写书、去学校里开开讲座什么的，他都会拥有无比幸福安宁的一辈子。
令人痛心叹惋的是，在捣鼓出阿司匹林之后，他坚持继续伏案工作，想要制作出更有效的止痛药。到最后，霍夫曼确实也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也背上了千古骂名，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十九世纪末，除了水杨酸之外，还有一种常用的止痛剂，名叫吗啡。前者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药，后者则在部队用药里名列前茅。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等战场上，吗啡被广泛用于治疗伤员，减轻伤者的痛苦。
既然有军用和民用之分，可见从止痛疗效上来说，吗啡比水杨酸强得多，然而，论起副作用，它也远比水杨酸更可怕，成瘾性极强，用量把握不好的话，很容易出人命。因为吗啡是从鸦片中分离纯化出来的，本质上，还是鸦片类毒品。
现在，乙酰水杨酸已经被证明是水杨酸的改良版本，前后差别并不大，就差在那个乙酰基上头。那么，一个科研从业者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乙酰基如果搭配其它需要改良的药物，是否也会迸发出奇效呢？
基于这个思路，霍夫曼向公司提出了完全可行的试验方法：把吗啡和乙酰基结合，观察能否合成出新药。
或许，作用于人体痛觉的不同药物，化学构造和起效机理都有相似之处。总之，霍夫曼的这次尝试，没怎么花功夫就大获成功。在合成乙酰水杨酸后的第11天，各位，记住了，仅仅11天，也就是1897年8月21日，他又得到了稳定形态的二乙酰吗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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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贸贸然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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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先做了动物实验，发现使用完二乙酰吗啡后，动物的呼吸变得更重也更缓了，实在是引人深思——用药后动物的状态，与强行忍痛时急促的呼吸频率截然相反，反而和入睡时的状态有些相似，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初步认为二乙酰吗啡仍旧保留了吗啡的镇痛效力。
有了阿司匹林的成功经验，拜耳公司一时间也有些得意忘形，居然拍脑袋决定，不用再到社会上招募志愿者试药了！让员工及其家属来试用就足够了，反正到最后肯定能成功的，何必再多费钱呢？至于员工和家属有没有对症的疾病、愿不愿意试药，那不管，我作为上司，让你试你就得试。
从医药学伦理角度来说，这肯定是行不通的；从技术角度来说，得出的结论也未必具有多强的说服力。然而，拜耳公司就跟猪油蒙了心一样，完全不去考虑这些问题。
大多试用者服用后都报告说，服药后，不仅痛感消失了，甚至连咳嗽都渐渐减轻了。最终，霍夫曼得出的结论是：二乙酰吗啡的止痛效果大约比吗啡高4-8倍，除了止痛效果外，它还可以提神抗疲劳，以及抑制肺病患者的剧咳、久喘等症状。
听起来，二乙酰吗啡是不是就像是乙酰水杨酸2.0版，是更强力、更稳定、更无害的新型止痛药？然而真相并非如此。虽然霍夫曼的实验测试了“止痛效果”，不说全面，可总也有点参考意义，但它完全忽略了另一个关键的指标：药物的成瘾性。
说一千道一万，吗啡原配方之所以需要改良，是因为止痛性不足吗？不是，是因为吃了之后会产生依赖，对身体产生不可逆的损伤！而现在这个新版本，在一个不是很重要的点上大吹特吹，却对真正的要点不做试验、不做调研、甚至闭口不谈，安的是什么心？
也许是咱们阴谋论了，也许是拜耳公司真的傻白甜，小看了药物的副作用。总之，1898年，拜耳公司自信心过度膨胀，贸然把二乙酰吗啡推向了市场。
正如乙酰水杨酸在注册商标和对外销售时，要起一个俗名叫阿司匹林，二乙酰吗啡也同样如此。公司里的营销鬼才想了想，这一剂新药下去，躺在病床上哎哟哎哟的伤员大概就会像打了鸡血一样，立马重整旗鼓、冲进战场，变成战争英雄。于是，他们把“英雄”的德语词汇做了点小改动，改为海洛因，作为二乙酰吗啡的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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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海洛因不会让人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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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因？那位说，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海洛因吗？从小在禁毒教育课上，老师都会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能碰的那个海洛因吗？一点儿都不错，就是它。以海洛因代替吗啡，不得不说，实在太地狱笑话了。
做买卖嘛，在确定上市之后就是营销，拜耳公司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给各国的著名医生免费发放了海洛因试用装，请他们观察患者服用后的效果。另一方面，他们把广告打到《德国医生报》等一系列权威刊物上，告诉不明真相的民众：许多专家都打包票，海洛因不仅能止咳止痛，而且绝不上瘾！
您瞧瞧，这就是虚假宣传了，要知道拜耳压根就没认真研究过海洛因的成瘾性啊。
作为后世的人，我们太知道海洛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了，也知道一旦把它售卖出去，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可怕影响。然而，谁也没有长着前后眼。那些受伤的士兵，还有被病痛折磨的普通民众，怎么会想到自己买回来的新型止痛药，到头来居然能够要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呢？
当时的德国疯狂到什么程度呢？普遍把海洛因用于儿童止咳，您没有听错，是儿童！很快，这款药又被应用到支气管炎、哮喘的治疗当中去，有的精神科医生也是大聪明，灵机一动，给患有抑郁症的病人服用海洛因，认为它能够帮病人驱散“灵魂的痛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一味药，一旦被过度广泛地应用，人们对它的警惕心就会大幅下降。好比抗生素，原本只有细菌感染之后才会用。等大家用多了、用久了，随便一点小事就会想着，要不来点抗生素吧，久而久之，就导致细菌耐药性上升。
海洛因也是一个道理，从普通止痛，到感冒咳嗽，再到精神病症，最后连一些癌症的治疗中都会用到它，自然而然地，很多人会想着在生活中用它干别的。比方说登山俱乐部就会给会员推荐海洛因，说是服用后，爬得再高，呼吸也不受阻。
到1902年，拜耳公司出产的海洛因销售利润，居然已经达到整个欧洲制药行业的十分之一，不能保证在人类医药史上后无来者吧，但至少也是前无古人了。
直到海洛因传到美国后，这个“包治百病的神药”才终于跌下神坛、臭名远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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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英雄”变“狗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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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海洛因在欧洲卖得红红火火，被人们炒作成天上有地上无的神药，到了美国就现了原形呢？
原来，早在上世纪初，美国就已经是毒品泛滥。放眼整个美国，大约有几十万人都沉浸在吗啡带来的快感中，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美国政府想禁吗啡，又苦于无从下手。恰逢此时，拜耳公司推出了“不会上瘾的吗啡”，据说在欧洲各国治好了很多人，自然也被美国积极引进了。
于是，1906年，美国医学会批准了海洛因在美国的使用，并建议医生可以用它治疗吗啡成瘾。为了让禁毒行动更有效率，除了医学手段外，美国还同时辅以经济手段——抬高了吗啡的价格。如此一来，瘾君子自然只能转向海洛因。
美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如果海洛因真的能治疗毒瘾，花钱花精力把它推广开来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关键在于，他们没想到的是，海洛因比吗啡危害更大啊！毒虫们原本还在哀叹自己被迫戒毒，这下可好，根本不用戒，用完医生开的药之后，人更嗨了！
量变引起质变，随着美国国内药物成瘾人口达到一百多万，海洛因引发了巨大的负面社会效应。人们终于迟钝地意识到，也许海洛因并不是无毒的吗啡，而是吗啡的超级加强plus版。
即便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些死忠粉在那里负隅顽抗，1911年，海洛因的危害已全面暴露的情况下，依然有医生在《肯塔基医学期刊》上刊登文章，说：“我觉得控诉海洛因就像去质疑一位好友的忠诚。我使用海洛因的经验告诉我效果很好。”
就这样，海洛因又被生产、销售了二十年，直到1930年才被叫停。而此时，它已经上市整整32年。这期间，有多少人因为药瘾而家破人亡，我们永远也无从得知了……
1946年，霍夫曼孤独地躺在病床上，离开了人世间。他去世时，拜耳公司连一封讣告都没发，仿佛从未雇佣过这个人。赚钱时是宝贝，出事后就一脚踢开——资本的冷漠，在他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顺便说一句，霍夫曼的一生，并不只是一个“孤独药剂师”的故事。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开始回顾这段药物史时，发现其中似乎还有些被掩盖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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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司匹林背后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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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阿司匹林的诞生，一直被描述为霍夫曼一手促成、拜耳公司全力推动的经典案例。可是您想想看，霍夫曼刚毕业没多久，没名气、没经验，家庭背景也不算强势，就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顶多也就是成为水杨酸改良团队的一员，难道还能担任整个团队的领导吗？
其实，拜耳当时药物研究和发展部的主管，叫做亚瑟·艾兴格林。历史资料记载，早在霍夫曼进行乙酰水杨酸的一系列试验之前，艾兴格林就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乙酰水杨酸很有潜力，公司应该增派人力物力，对它进行研究。
可惜的是，这个提议被药理学部的主管一票否决。为什么？这位主管凭直觉断定，乙酰水杨酸肯定会对心脏造成负担。他不同意，艾兴格林就别想进行药物试验。
就这么着，药物研究和发展部耽搁了足足一年半的时间，才重新关注乙酰水杨酸。而此时，霍夫曼已经成为了艾兴格林的下属。所以说，乙酰水杨酸并不是霍夫曼一个人想出来、试出来的，更不是他独立完成的，军功章上怎么也得有艾兴格林的一半。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更普遍的公开记录里，只有霍夫曼一个人的名字？难不成此人心机深沉、欺师灭祖，通过种种手段，抢了老上司艾兴格林的功劳，只为了自己青史留名？
不不不，霍夫曼才没有那么坏。艾兴格林被抹去了姓名，只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德国，一直都是排犹、反犹的重灾区。特别是阿司匹林研发以后没过几十年就一战、二战了。要是让德国的士兵和民众们知道，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阿司匹林，竟然是一名犹太裔化学家带领团队制作出来的，大家会怎么想？说不定有人会因为一腔义愤，根本不去购买！
所以，权衡之下，拜耳索性把功劳全放到了霍夫曼这个货真价实的德国人头上。再说了，这也不算骗人，顶多只是片面的事实，因为直接发明阿司匹林的，确实还是霍夫曼本人。
于是，艾兴格林就成了无人在意的幕后功臣。二战打响后，他和他很多同胞们一样，被投入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直到很多年后，才有人在夹缝中翻出了关于他的记载，为他正名……
好了，书归正传，回到霍夫曼。霍夫曼为了给战场上的伤员提供更好的止痛药，可一不小心，又发明出了毒性极强的海洛因。这样的无心之举，就已经让他背上战犯的骂名了。那么，要是有些科学家本意就是发明武器、发动攻击，那他岂不成了战犯中的战犯呢？纵观科学史，这样的人，还真不在少数。具体都有谁呢？咱们下一回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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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Special Contributor
LXJ，北京大学财政学学士、税务硕士
关于本书 About the book
他们是时代的天之骄子，也是历史的“问题少年”。他们是实验室的“孤胆英雄”，亦或是与世界格格不入的“异类天才”。他们用脑洞改变世界，也让世界为之付出惨痛代价。
在本系列中，我们将带你回到那些充满冒险精神的岁月，走进那些骇人听闻却又真实存在的科学实验。这里没有光环加身的完美英雄，只有在理想与风险中挣扎的“疯狂”求索者。他们每一次的突破，都像在悬崖边纵身一跃，创造“新奇迹”的同时，也让人类文明走向未知的险境。而当技术与欲望交织，带来的究竟是人类的新纪元，还是末日的钟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