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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遗忘的东欧强制劳工

  • 今天，我们讲一本关于战争、流亡和创伤的故事，《她来自马里乌波尔》。
    
    马里乌波尔在哪里呢？它是乌克兰东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靠着亚述海。如果关注过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可能还对这个名字有些耳熟。不过，今天咱们要讲的这本书里的马里乌波尔，不是俄乌战争的战场，而是一个普通人在二战时期被历史洪流裹挟的命运起点。
    
    书的作者叫娜塔莎·沃丁，是一个在德国长大的孩子，她的母亲当然也是在德国生活，但却是一个来自乌克兰马里乌波尔的强制劳工。
    
    听到这您可能有点懵，乌克兰人？被强制到德国做劳工？是的，的确如此。以前我们谈论二战史，总是会谈丧心病狂的纳粹如何对犹太人种族大屠杀，其实，除了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二战中还有一个庞大的受难群体，他们被纳粹当作“人矿” 掠夺式强制式劳役，那就是东欧劳工，而这一段历史却长期被忽略，鲜少被人提及，几乎被尘封在历史尘埃里。
    
    据统计，曾经的第三帝国有四万两千五百个纳粹营地，里面囚禁的除了犹太人，还有上千万的非犹太劳工，他们来自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苏联的其他地区，甚至还有法国和意大利的战俘。对纳粹来说，这些人不是“人民”，是可以无限压榨的资源。他们被剥夺了身份，被关进铁丝网，变成一个又一个编号、劳动力——或者干脆说，就是一副可被消耗的骨骼和肌肉。
    
    他们到底有多少？有人说有六百万？有人说有一千二百万，还有人说是两千七百万……总之，没人能说清。战争的混乱掩盖了一切，很多人被随意处理，从此销声匿迹。后来的研究显示，仅苏联就有五百万人被掳走，其中许多人再也没能回家，至于其他国家的呢？无人知晓。上千万个东欧劳工，他们的故事，只会偶尔会出现在某个不起眼的报纸角落，但往往只是犹太人大屠杀的注脚，被一笔带过。
    
    本书作者娜塔莎，她出生在德国，长大在德国，小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强制劳工的孩子。她的父母没说，德国人也避而不谈，好像这一切都没发生过。但是，在她成长的记忆力小时候居住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说着不同语言的东欧人。
    
    那时候她只知道自己家人来自乌克兰，而乌克兰来自苏联。这一点，从来不是秘密。在学校的课堂上，老师会讲苏联如何侵略了德国，毁掉了他们德国人的一切，每当老师说到这些，整个教室的小脑袋就会齐刷刷地转向娜塔莎。而等下课铃一响，娜塔莎的噩梦就开始了，她一次次成了同学们口中可恨的“苏联人”，成了他们集体发泄仇恨的目标。
    
    再后来，在娜塔莎十岁那年，她母亲死了，是投河自尽的。母亲的死，是娜塔莎生命里难以填补的空白。从那以后，关于母亲她有太多太多的问号和谜团——她只知道母亲来自马里乌波尔，但那到底在哪里，那又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因为什么来了德国，来德国之前，母亲有过怎样的过去？她可还有她的亲人？等等，没有人回答这一切。她只知道，童年记忆中母亲的眼中似乎总是充满惊惶和恐惧。她还记得，母亲经常像说梦话一般呢喃自语：“如果你曾见过我所见过的……”
    
    很多年来，娜塔莎一直想弄明白，母亲，究竟见过什么可怕的景象？这样的困惑，一直持续到她自己六十七岁那年，有一天，她意外地从互联网上找到母亲家族的线索，随即，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找到，她像拼图一样，一点一滴拼凑出了母亲家族的背景全貌，于是，便有了这本《她来自马里乌波尔》。
    
    朋友们，这是一段关于乌克兰强制劳工的故事，但是，又远远不止于此。

• 2.沙俄时期，一个曾经显赫的家族

  • 书里写到，因为母亲去世得早，娜塔莎对她的记忆少之又少。她依稀记得母亲说起过，外祖父好像是个律师，身体不好，总是心脏疼；外祖母据说来自一个意大利煤炭商人家庭，二战期间，外祖母前往一处名叫“熊山”的地方探亲，然后就再也没回来了；母亲还有一位哥哥，曾经是一名歌剧演员。
    
    至于这些记忆片段是真是假，娜塔莎无从考证。她一度怀疑，这不过是自己在灰暗童年里聊以自我安慰的幻想罢了。否则，如果真是这样，母亲怎么会从小家境贫困，后来又沦落到异国他乡做劳工呢？
    
    直到互联网兴起后，世界各地被连接在一起，娜塔莎这才有机会，慢慢找到母亲幸存的亲人们，拼凑出了母亲的身世。最让她意外的是，那些她以为是幻想的记忆，竟然都是真的。
    
    原来，她有一个外曾祖父叫伊皮凡，曾是马里乌波尔的富商，坐拥万贯家财，有船只、商铺和大片的房产。外曾祖母安娜，则是来自波罗的海的德裔贵族。一个富商一个贵族女孩，他们结合后生育了六个孩子：大女儿嫁给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小女儿是马里乌波尔有名的知识分子，曾创办了贫困女孩中学，终身致力于平等。直到21世纪，马里乌波尔还流传着关于她的传说。而他们的长子雅科夫，就是娜塔莎的外祖父。
    
    那么，外祖父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早年他和布尔什维克一起闹过革命，23岁时被沙皇警察逮捕，流放西伯利亚二十年。等到他终于回到家乡时，一切已经物是人非。原来，他那个拥有船只商铺和大片房产的父亲伊皮凡，败光了家产，抛妻弃子，一个人跑到了印度逍遥快活。
    
    不过，虽然家道中落，外祖父还是按照原定的婚约，娶了意大利煤炭富商之女玛蒂尔达。这也就是本书作者娜塔莎的外祖母了。外祖父和外祖母共同育有三个孩子，娜塔莎的母亲，是他们最小的女儿。除了母亲以外，还有一个女儿莉迪娅，和一个儿子谢尔盖，也就是娜塔莎的姨妈和舅舅。
    
    姨妈莉迪娅，22岁时，被苏联政府以“人民公敌”罪逮捕，流放到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的劳改营。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德语叫“熊山”，距离马里乌波尔有2300公里。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前夕，外祖母去探望莉迪娅，就再也没有回家。娜塔莎的母亲以为，外祖母早已被德国人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而她不知道的事，自己的母亲其实活到了八十六岁，最后是自然死亡的。娜塔莎的母亲更加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姐姐莉迪娅也没有死在劳改营，而是活到了九十岁，子孙满堂。
    
    娜塔莎的舅舅谢尔盖，正如娜塔莎记忆中的那样，是个歌剧演员。不过，与其说他是个舞台明星，不如说他是个优秀的党员。还在上大学的时候，舅舅幸运地被当时乌克兰的领导人看中，青睐有加。凭借着这位贵人的影响力，谢尔盖被派到前线演出、大受欢迎，还被苏联政府授予了红星国家勋章。只可惜不久后，他的贵人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舅舅就算再天赋绝伦，也注定一生进不了莫斯科大剧院。
    
    这样复杂的家族往事，娜塔莎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模糊不清：外祖父明明生在一个大地主之家，怎么会是个布尔什维克？而当他被沙皇流放二十年归来，又怎么转眼就娶了一个资本家的千金呢？而母亲，到底来自一个怎样的家庭？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父亲，一个出身豪门的母亲，一个被劳改的姐姐，一个获勋的党员哥哥，还有母亲她自己，一个憎恨苏联、害怕斯大林的流亡者。
    
    就在这时，娜塔莎的表哥，也就是姨妈莉迪娅的儿子，给她寄来了两本日记本。里面是莉迪娅在八十岁时写下的回忆录。从这两本宝贵的回忆录里，娜塔莎渐渐勾勒出了母亲的童年。那些遥远却残酷的记忆，像拼图一样在她面前一点点拼合。
    
    姨妈莉迪娅的回忆录，是这么说的……

• 3.十月革命一声咆哮，动乱骤起

  • 在姨妈莉迪娅的日记本里，关于她的童年是这样的：小时候，她和父母一起住在她外祖父的豪宅里。
    
    莉迪娅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来自意大利，做着煤炭生意，是这个城市里最富有的人。他们拥有全城最大、最美的房子，养着一大群司机和佣人，每次出行都是前呼后拥。而父亲，虽然同样来自一个大地主家庭，可家族早已破落，钱财也早已败光。而这样一个女婿，外祖母向来是瞧不起的。她瞧不起父亲家里只雇佣了一个叫托尼娅的保姆，瞧不起父亲的餐桌上每次只有三四道菜。每当看着自己精心养大的女儿，嫁人后得靠教钢琴课来赚钱养家，她心里就一股无名之火怒气，对这个穷女婿自然摆不出什么好脸色。
    
    小时候的莉迪娅对外祖母，向来是又敬又怕，从不敢在她面前多说半句话。可有一回，她破例了。那是个冬天，外祖母带着她们这帮孩子，坐了一趟马拉雪橇。莉迪娅开心极了，比坐汽车还高兴。前面是飞驰的马儿，耳边是铃儿响叮当，她觉得自己就像在雪里飞！于是，她鼓起勇气，恳求外祖母让她再多坐一次。可谁知，外祖母突然脸色一变，冰冷冷地看着她：“你家有马吗？有马车夫吗？你们一无所有，不过是寄生虫罢了。” 
    
    莉迪娅气极了，冲进父亲雅科夫的书房，委屈又不甘地问道：“爸爸，我们真的是寄生虫吗？” 父亲摘下眼镜，严肃地点头：“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很快，革命就会改变这一切，人们不再有穷富之分，我们也不再是寄生虫。”
    
    原来，被沙皇流放归来的父亲，早已和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们重聚在一起了。而就像父亲所预言的那样，革命很快到来。
    
    一开始，大家手里拿着小红旗，一派喜气洋洋。就连莉迪娅家里也是举杯庆祝、唱着马赛曲，把沙皇的画像摘下，歌颂崭新的民主时代的到来！可没过多久，街头就开始枪声不断——内战爆发了，莉迪娅的父亲上了前线。
    
    这场内战打了五年，马里乌波尔的政权却更迭了十七次。银行楼上的旗帜每天都不一样，代表着斗争中不同的胜利者。沙皇旗代表白色近卫军，红色旗代表布尔什维主义，黄蓝旗代表民族主义，黑色则代表无政府主义。
    
    而最危险的，是那些不挂旗子的胜利者。他们没有什么主义，他们干的，是最野蛮的袭击和洗劫。

• 4.俄国内战，家破人散的岁月

  • 政局动乱如此，外祖父和外祖母的首富是当不成了。
    
    莉迪娅最爱的马拉雪橇也没了，家里的马、马车和雪橇，全被黑军抢走了。在那动荡的日子里，晚上，醉汉们会硬闯进外祖父家里找酒喝，会把外祖母珍藏的水晶盘子放在火上煎鸡蛋。水晶被烤得裂开，发出巨大的破裂声，这些醉汉们就开始大笑：“资产阶级死啦！资产阶级死啦！”
    
    佣人们纷纷跑路，顺走了家里值钱的东西。莉迪娅看见了，激动地想制止他们，他们却说：“我们现在是共产主义了，你的就是我的。”想了一下，他们又加了一句：“但我的可不是你的。”
    
    很快，外祖父家里就被抢得精光。托尼娅是家里唯一没走的佣人，每次出门，她都能碰到穿着莉迪娅和莉迪娅家人衣服的人。外祖家里昂贵的家具被洗劫一空，莉迪娅曾弹过的钢琴，被搬到了企业家俱乐部，哦不，现在是工人中心。人们把它当作吧台，上面堆满了空瓶子和烟灰缸。
    
    可就算是这样，有一天，还是来了一帮不知道什么委员会的人，一脸正气地宣布,要完全合法地没收“资产阶级的剩余财产”。
    
    等房子里能搬、能抢的都被搬走了、抢走了，更多的人看上了这座大房子。他们不请自来，带着老婆孩子、锅碗瓢盆，强行住进了这座他们过去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的大宅子。曾经安静、整洁、富丽堂皇的大豪宅，变得到处都是陌生人的脚步声、孩子的哭闹声、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甚至是陌生男人深夜的鼾声。
    
    原来的主人却成了局外人，甚至连进自己的房间都需要提前敲门。
    
    莉迪娅一家不是没想过离开马里乌波尔。他们曾想法子坐上了一艘拥挤的破船，前往亚述海的另一边——也就是苏俄的叶伊斯克。那里是内战尚未波及的净土，晨光透过雾气洒在平静的海面上，白色的沙滩安静而纯净，空气里没有硝烟的味道，只有海水的微咸气息。
    
    可惜的是，他们去了，但很快又回去了。也许是怀念故乡，也许是以为混乱已经过去，他们又回到了那个早已变成群租屋的家。可是，这里仍然不太平，甚至比之前还要危险。
    
    一天夜里，两个穿着便衣的男人闯了进来，手里拿着手枪和刺刀，眼里带着贪婪。他们恶狠狠地盯着莉迪娅的母亲玛蒂尔达，劈头盖脸的一顿谩骂，逼她交出所有的金银珠宝。玛蒂尔达极力地保证，说所有的东西全被抢走了，什么都没有剩下，却没有人相信她。
    
    他们搜遍了整个屋子，连各种食品罐头也全都被打开、仔细检查，果然一无所获。气急败坏的他们拿起手枪，瞄准了玛蒂尔达的头颅。就在此时，脚步声响起。原来，是那个唯一留下来的女佣托尼娅溜出去，找了两个穿着制服的“红色军人”。红色军人冲进来把便衣男人拖进庭院，随后传来了喊叫声和枪声。
    
    那一夜，一家人是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度过的。玛蒂尔达一夜白头，明明只有四十一岁，看起来却像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而此时，娜塔莎的母亲还没有出生。

• 5.通胀和强制集体化

  • 1919年的一个夏夜，莉迪娅的父亲雅科夫从内战前线偷偷回家。尽管他只待了一夜，结果却是沉重的——母亲玛蒂尔达怀孕了。第二年，她给莉迪娅生下了一个妹妹，取名叶芙根尼娅。这个婴儿，就是本书作者娜塔莎的母亲。
    
    叶芙根尼娅的洗礼本该在1920年的4月29日。可是那一天，外面枪击不停，院子里的子弹像下冰雹一样地满天飞，一家人不得不在地下室里呆了一整天。
    
    至于这场内战是怎么结束的，父亲雅科夫又是怎么从战场上回来的，莉迪娅的日记本里没有记录。或许是因为写日记时候已经八十岁高龄，记忆不再清晰，也或许是她担心自己时日无多，有意加快了回忆的节奏。但总之，战争结束了，布尔什维克党胜利了。
    
    因为在内战中的贡献，父亲雅科夫成了马里乌波尔的预审法官。
    
    起初，他的薪水还够养活全家。可很快，物资匮乏、通货膨胀。人们一下子拥有了很多很多钱，可这些钱一文不值。父亲每次一拿到工资，就会立刻到市场上把钱换成食物。可就算是这样，能换到的食物也越来越少。有一回，父亲的薪水变成了一口袋硬邦邦的姜饼，他当宝贝地揣在兜里，回到家才发现姜饼的都发霉了。母亲只能把他们放在锅里蒸软，再熬成面糊来吃。
    
    这样的贫困，是莉迪娅和父母从来没经历过的。乌克兰有着广袤的黑土地，是苏联的粮仓。可现在粮食成了奢侈品。城里开始有人吃猫吃狗，猫狗吃完了后，有人开始吃人。
    
    有一天夜里，敲门声响起。莉迪娅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个奇怪的生物：它全身肿胀得可怕，皮肤透着不正常的橙色，肚子胀得像随时会炸裂。那生物用沙哑的声音问：“托尼娅在吗？”女佣托尼娅尖叫着冲过来，泪流满面。站在她面前的，是她的姐姐玛尔法。
    
    从玛尔法嘴里，莉迪娅第一次听到了那个词：强制集体化。没收财产小分队剥夺了村子里所有的粮食和牲畜，唯独漏掉了一口袋南瓜种子。几个月后，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变成了橙色，因为他们唯一能吃的就是南瓜。等南瓜也吃完了，村民陆陆续续都饿死了，只有玛尔法拼尽最后的力气，走到马里乌波尔，找到了她的妹妹。
    
    此时的马里乌波尔，就像是一座死城。没有一家工厂在运作，商铺里头空空如也。劫掠的团队又开始横行，吃人的事件还在每天上报。
    
    莉迪娅一家也彻底地断了粮。因为父亲早已饿得虚弱得上不了班，他们连仅有的定量面包都没有了。才2岁的妹妹叶芙根尼娅，哭得像一只小奶猫，有气无力。其他人更是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只能静静躺着，等待饥饿来终结他们的生命。

• 6.新时代下的旧阶级

  • 当然了，如果莉迪娅一家就此饿死，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也不会有这本书的作者娜塔莎了。
    
    就在他们饿得皮包骨头、几乎就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救援来了：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美国。美国救济署派出的粮船抵达马里乌波尔，设立了饥荒救助站。每天，他们能领到一碟玉米汤、一份牛奶玉米糊、一杯可可，还有一块松软的白面包。
    
    经过这么一番死里逃生，生活终于稍微恢复了一点点秩序。可在外祖母玛蒂尔达眼里，世界已经彻底变了，她不再相信任何政权，不再相信革命后的“新生活”。上苏联的学校？绝对不行。她亲自给大女儿莉迪娅上课，教她数学、法语、俄罗斯历史、文学、地理、刺绣、宗教，还有——如何布置一桌六道菜的宴会，如何行宫廷屈膝礼，如何跳芭蕾舞。
    
    这些贵族教育，出自一个早已不存在的世界，在莉迪娅未来的生活里根本用不上，可外祖母玛蒂尔达仍然坚持。她甚至不让莉迪娅碰家务，因为她认为，“我们这个阶层的人，不会拿起扫帚。”
    
    也许，她也是这样教娜塔莎的母亲的。只是她或许从未想过，自己的女儿最终会变成一名被送去德国强制劳动的劳工。
    
    莉迪娅厌倦了母亲强压给她的贵族教育，她不想在吃都吃不饱的条件下，还要学怎么用正确的姿势拿叉子。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去了学校。苏联的学校，要求学生自己扫地、擦窗户、给小炉子生火。可莉迪娅一点家务也不会，还是个左撇子。同学们都骂她是“资产阶级的废物”，是“退化的人”。
    
    高中毕业之后，莉迪娅没有立刻工作，而是独自前往敖德萨求学。她精心地给自己编了一套无产阶级子弟的光辉履历，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历史和文学考试。至于自己不会的物理和化学，她索性就说自己从乡下来，只会用乌克兰语回答问题。最后，只会说俄语、对乌克兰语大懂不懂的考官们满头大汗，给了她一个“优秀”。
    
    在那个疯狂的时代，知识、逻辑和才华都不再重要，政治立场才是决定一切的标准。乌克兰是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苏联的，所以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俄语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语言。教授也不再是人人敬仰的权威，而是必须时刻审查自己言行的战战兢兢的“人民教师”。如果他们因为听不懂乌克兰语，就给工农子弟兵一个低分，那是会被举报、被批斗，甚至被消失的。
    
    总之，莉迪娅通过了敖德萨大学的入学考试。
    
    那么在大学里，这位姨妈莉迪娅又有怎样的见闻呢？她到底做了什么，让自己成了苏联当局所说的“人民公敌”？她的家人，在时代的洪流中何去何从，她的妹妹叶芙根尼娅，也就是本书作者娜塔莎的母亲，长大后又遭遇了什么，以及她怎么到了德国呢？

本书作者About the Author

娜塔莎·沃丁，德语作家，德俄翻译家。1945年生于德国战后“流人营”，母亲自杀后，被一所天主教女孩收养所收养。其作品曾获黑塞奖、格林兄弟奖、莱比锡图书奖、德布林奖。

特约撰稿人Special Contributor

芳嘉，北京大学心理学院毕业，心理行业从业者。

关于本书 About the book

沃丁的母亲是一个来自乌克兰的强制劳工。沃丁十岁那年，母亲自沉雷格尼茨河。而五十七年后，年近古稀的女儿还在寻找母亲的过去。

一开始，她只有一些零碎的、真假难辨的记忆。比如母亲说过的几个地名，几张泛黄的照片，一个模糊的姓氏。但在互联网的帮助下，她翻找出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故事，找到了已经失联八十年的长辈和亲人。而母亲的故事，也远比她想象的更复杂、更残酷……

在书里，沃丁回溯了苏联大清洗的恐怖、纳粹对东欧的掠夺、战后流亡者的困境，以及这些宏大历史事件如何在普通人身上留下无法愈合的伤口。

本书金句 Key insights

我属于某种废物，战争遗留下来的垃圾。

亲爱的上帝，请让我感觉她感觉到的，只要一瞬间就好。

在我眼中，母亲一直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平民女性，她真正的出身，到现在对我来说还像个荒诞的发明，给她的命运带来一层全新的残忍。

也许，那个时代的巨大毁灭把所有人抛入混乱，把人连根拔起、冲散，切断了一切联系，以至于谁也不认识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