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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百年前一个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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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年十二月,年关将近,紫禁城的大部分官员,早早做好了过年的准备,唯独刑部的官员,不仅无心过年,反而愁眉苦脸,原因一件棘手的案子。
前些时日,开国功臣多尔衮的后裔辅国公齐努浑,把天津武清县一个举人王岐告到了刑部,不仅要求取消王岐的功名,还要将王家三十多顷田亩悉数划归国公府,并令王家上下数十口人入府为奴。
接到此状,刑部官员十分头疼。三十多顷田亩,也就是三千多亩,折算成白银,也要两三万两,还要王家全家为奴,这不是逼死人全家吗?况且朝廷明令禁止逼良为贱,就算是亲王也不行啊。这位辅国公齐努浑,难道吃了熊心豹子胆,要置国法于不顾?还是说,两家之间结下了什么血海深仇?值得他铤而走险非置王家于死地不可?
事情还要从一百年前讲起。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第二年,顺治帝下令,将京城周边地区的土地赐予八旗子弟,大小亲王贝勒皆可随意圈占土地,建立自己的庄园。
一场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就此开始,对于京城附近的汉族百姓来说,接受清人的统治已成定局,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放弃土地给旗人当包衣,做个稳稳当当的奴才,要么选择活在八旗贵胄虎狼似的威胁下,冒死做个自耕农。前者,失去人身自由但可苟全性命,后者,保有人身自由却随时可能没了性命。
八旗兵的铁骑踏遍京畿,有钱有门路的汉族乡绅地主,四处活动,花钱保住土地和良人身份,而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只能交出田地和自己,从此堕入贱籍,苟全性命。
可是,对于天津武清县的举人王景运来说,这件事就不是选一或者选二那么简单了。他有举人功名在身,怎能去给人当奴才?况且,一旦堕入贱籍,王家子孙后辈也就跟着世世代代为奴,再也没有资格参与科考,更别说读书做官了。
可要不交出土地,不给旗人当奴才,别说子孙后代,恐怕自己的命都保不住。况且,看上王景运家土地的不是别人,正是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豫亲王多铎,战功赫赫,与摄政王多尔衮乃一母胞弟。若是得罪了豫亲王,便是是李自成、史可法再世,也救不了自己。
思来想去,王景运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这满人四处圈地,却不会种地,到头来还是要汉人来耕种,要是遇上水旱灾害,搞不好颗粒无收,还要倒赔佃农奴仆的生活用度。而他家的田地,虽然每年产出不多,但多少还有些富余。前两年,一到年关,他都会从田地的产出里,挑些精致的瓜果蔬菜、家禽野味,送到豫亲王府,双方关系也倒和谐。不如与豫亲王打个商量,在每年孝敬的基础上,再加上二成产出,王家只做豫亲王名义上的庄头,但不入《庄头家谱》,保留王家子孙的良民身份。
所谓庄头家谱,是八旗贵胄登记自家庄园奴仆佃农的册子,每三年一登记,册子要交给内务府和户部收录,凡是入了家谱的,永世不得脱籍。
王景运本以为豫亲王不会答应,毕竟自己只是一介草民,而对方却是杀人无数的大将军,可没想到,听了自己的想法后,豫亲王当场就答应了。只是要求王景运,往后每年不必送瓜果蔬菜山珍野味了,折成白银三百两送到府中。王景运不敢反驳,当天就去京城的商号兑了三百两白银,送到了豫亲王府。
三百两,可不是小数目,一等庄头每年也就上缴七百两,王景运家的田地还不到30顷,却要缴纳和二等庄头同样的300两,更不用说逢年过节还要送上节礼。可是,能保住自由身,割舍再多钱财又何妨?
然而,短短几天之后,顺治帝就下诏,自顺治四年起,永久禁止满人圈占土地,汉人也不得再投身满人庄园为奴。王景运这才知道,自己被豫亲王算计了。想必他一早就知道新政即将出台,想侵吞王家田产与人丁再无可能,所以才假装慷慨答应了,并伺机索要缴纳白银300两。
可怜蒙在鼓里的王景运,不仅往后每年要给豫亲王府送一大笔银子,还要按朝廷规定,给地方衙门交税。可如今,木已成舟,王景运就是想反悔也没这个胆子,只能吃下这个暗亏。
但让王景运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时的胆怯,做出的一个决定,却改变了一百多年后王家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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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良民突然变贱民
- 3.两难的境地
- 4.一个旗棍的敲诈
- 5.满汉官员的分歧
- 6.乾隆的最后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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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Special Contributor
乎止
关于本书 About the book
一个一百年前的决定,却影响了一百年后一代人的命运。从顺治到乾隆,一个汉人家族的发迹与毁灭。本是一桩普通的敲诈案,却发展为一场家破人亡的惨剧。三百两银子的背后,是贯穿整个清朝的满汉矛盾,从民间到朝堂,从皇帝到普通百姓,盛世之下,是普通百姓的哀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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