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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看似沉默的犯罪现场会告诉你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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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犯罪现场专家彼得·阿诺德说过：现场就是沉默的目击证人。犯罪现场本身往往能给我们提供容易被忽视但很重要的事实。
很多人都以为像福尔摩斯这样的侦探都是小说家杜撰出来的，但其实这些看起来出神入化的推理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以往的经验写照。比如，曾经有一位叫埃德蒙·罗卡的法国学者，对犯罪现场调查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在192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灰尘痕迹的研究》的著作，专门研究犯罪现场的烟灰来确定香烟牌子和类型。
他还提出了著名的罗卡交换原理：所有接触必定会留下痕迹。也就是说，一个罪犯在犯罪现场可能会留下可以证明他身份的各种证据，可能是头发、皮肤，甚至是DNA。罪犯也可能会不小心留下他的武器、衣服碎片或者是血迹。
所以，犯罪现场的保护和维持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咱们都能在现在的刑侦剧里看到这样的场景还原：
一桩凶案发生之后，警察最先到达现场，紧接着警探会通过现场推断死者是他杀还是自杀。一旦确定为他杀后，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取证调查员会来到现场搜集证据。他们会带着医用面罩，以免破坏现场证据，然后认真搜索指纹，血迹等等。他们还会搜索其他可能作为证据的物品，把现场的每个角落都拍照留档。
前线现场的管理也非常重要，调查人员若不小心触碰到证据，可能就会污损证据以至于失去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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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别小看了犯罪现场那些活动的小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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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平常不会在意的小昆虫也会帮助断案吗？可别小看这些小家伙们，它们在犯罪现场的用途可比你想象地厉害多了。
其实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利用生物取证的案子还要追溯到中国的南宋时期。而且首先注意到这个方法的正是咱们熟悉的“大宋提刑官”宋慈，在办理某一个杀人案的时候，他让所有的嫌疑人都拿着各自的镰刀，然后他就发现，当时那个屋子里，突然所有的苍蝇都集中在了其中一人的刀刃上，他就是根据苍蝇的反应判断出，那个人的刀刃上有人眼不易察觉的血迹。最后，那个嫌疑犯招供，承认了自己是杀人犯。
在欧美，调查员们还会利用法医昆虫学来估算死者的死亡时间。推断死亡时间的准确性对于断案非常重要。
在犯罪现场，首先法医会估算死亡时间，但是当死者死亡超过48小时以上的时候，病理学就没办法帮助法医准确地判断时间了。这时候，循着尸体的气味来觅食的昆虫却可以帮助人们推断死亡时间。这个原理很简单，因为不同的昆虫抵达尸体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西方很多研究学者，比如皮埃尔，肯·史密斯和马丁·霍尔，他们都为当代法医昆虫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皮埃尔通过观察昆虫不同的生长阶段和不同种类昆虫抵达尸体的时间，记录了它们能预计到的抵达顺序。而霍尔一生都致力于研究绿头苍蝇。绿头苍蝇在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品种，它们有非常敏锐的嗅觉，可以闻到一百米开外的尸体散发的微弱气味。
而且这些昆虫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抵达尸体的时间也不同，昆虫学家可以通过观察它们的种类、成长阶段和抵达时间推断出死者的死亡时间。
1935年，一件臭名昭著的案子提高了人们对法医昆虫学的关注。那年秋天，人们发现了30只装有碎尸的袋子。因为上面的指纹都被抹掉了，警察和调查员们都迟迟无法下手破案，但这时候，他们发现一些蛆虫正在啃食腐烂的尸体，随后，法医昆虫学家就赶到现场开始着手调查了。它们首先确认了这些蛆虫是一种绿头苍蝇的幼虫，然后再根据绿头苍蝇觅食的习惯推断出尸体被丢掉的时间是在10到12天以前。
这个时间刚好和当地两名失踪妇女的失踪时间吻合。警察们就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当地一位声誉很高的医生巴克。那两名妇女中，其中一位是巴克的妻子，另一位是他的女佣。后来，警察搜集到了其他证据证明：巴克就是杀人犯。虽然，法医昆虫学在这次案件中并不能直接证明巴克有罪，但它提供给了警方有力的线索并且指明了调查方向。
法医昆虫学能够给警探线索和启发，但它并不是像大众想的那么万能。有时候，大众对于法医昆虫学也有一些误解。比如，在1994年BBC播出的一个卡通剧里，就严重夸大了法医昆虫学的作用。这部卡通片中有一个场景，一只蛆虫举着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周五下午三点被谋杀”。事实上，昆虫并不能让调查员知道准确的被杀时间，调查员只能通过昆虫在尸体上产卵的时间来推断死亡的大概时间。
在很多案件中，利用昆虫来推断时间也有很多外界的变量干扰，比如气温和昆虫本身不同的习性等等。所以，昆虫学家也不能完全准确地推断出死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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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沉睡的受难者会“亲自”告诉你他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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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犯罪现场周围的环境，其实尸体本身也能告诉我们罪案的真相。因为病理学家可以通过验尸来取得证据和线索。病理学家需要检查死者体内或者身上不寻常的病变和外来物质，这些都可以帮助警方推断死者生前的情况。
先辈们已经为当代法医病理学铺好了道路。历史上第一起法医尸检就发生在公元前44年。凯撒大帝的医生通过检查他身上的23处刀伤推断出了他的死因。几个世纪以后，希腊物理学家盖伦通过解刨猴子和猪的实验建立了人体解剖学理论。
在当代，病理学家会先检测尸体的温度，通常尸体会以每小时16.78摄氏度的速率降温，直至达到周围的环境温度。同时，他们还可以根据尸体的僵硬和腐烂程度来推断死亡时间。但这种方法也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因为它的准确性会受到不少外界因素的限制，好在高科技的出现让病理学家减少了这些困扰。现在，有一种结合电脑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的新技术能把尸体图像转化成3D模型，这就大大提升了病理学家工作的精确度。
和法医病理学家一样，法医人类学家也是通过从尸体上取证，来帮助警方获得线索。不同的是，法医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人体的骨骼残骸。通常，法医人类学都被用来确定失踪人员的身份。1976年到1983年在阿根廷爆发的“肮脏战争”中，无辜的阿根廷平民被绑架、折磨和杀害。这场冲突导致3万多平民被杀，1万多人失踪。随后，一群法医人类学家介入了调查。这也是法医人类学在历史上第一次运用到人权案件中。虽然这个学科起步比较晚，但也一直在寻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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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纹、DNA检测和面部重建开启现代刑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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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也是确认罪犯身份强有力的痕迹。威廉·赫歇尔是欧洲最早提出利用指纹确认身份的人之一。他在任职法官工作期间，为了防止当事人死后其他人冒领养老金，他就把所有领取养老金的公民指纹都记录在案了。同时，他也收集了被判刑的犯人的指纹，以防他们收买替罪羊代替自己入狱。
到1905年，欧美很多国家都先后建立了指纹部门。同年，纽约警察署把指纹确认方法带进了美国各地的警察署。
现代技术可以帮助警察从塑料袋上提取指纹，紫外线和其他技术可以恢复指纹。尽管指纹识别是提供证据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很多风险，比如，被污染、损坏或者背景极其复杂的指纹很难被判断准确。因此，指纹并不能作为唯一的证据在法庭中使用。
1980年，人们又发现了基因指纹，这也就是现在大家熟悉的DNA分析技术。传统的基因指纹技术严重依赖于血液和毛发。直到1999年人们利用聚合酶链反应技术研究出了一种更精确的方法，叫“低拷贝DNA分析”。调查员只需要提取嫌疑人的几个细胞就可以确定他们的身份。但目前在大多数国家，出于对人权的保护，这项技术还属于违法行为。在美国，也只有加州和科罗拉州允许使用这项技术。
但如果遇到遗体的状态警方无法确认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咱们会经常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场景：警察确定死者身份以后，会把他的亲属叫过来确认遗体身份。在现实中，这样的调查可能还要借助法医艺术家的帮助。
别太惊奇“法医艺术家”这个称呼，其实他们的工作就是通过对遗体的面部重建来帮助确认被害人或者嫌疑人身份的。严格来说，面部重建不能作为法庭上的取证证据，但可以帮助警方展开身份确认的调查。
那他们是怎样工作的呢？其实，咱们人类脸上的22块骨骼就决定了咱们的面部形状，也就是说，每个人脸上不同的骨骼和依附于骨骼上的肌肉的形状，让每个人看上去完全不一样了。而法医艺术家就需要观察骨骼上眼窝和眉骨的形状来推断眼睛的形状，通过检查牙齿的大小和位置来判断嘴唇的形状。
但是和其他的调查方法一样，它也不是万能的，因为人类的耳朵和鼻子形状是很难推断的，因为人类死亡以后软骨也会随之分解了。还有一些人体特征是无法通过面部重建确认的，比如头发颜色，眼珠颜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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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字化取证给警方带来了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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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生活在信息大爆炸的数字化时代。在这个时代，“计算机取证”这个词对于咱们来说也不再陌生。通过追踪嫌疑人的网页浏览记录、网上聊天记录和邮件内容，调查人员就能轻松定位受害者和嫌疑人在案发前的一切行为。
这些信息可以给警方指明调查的方向。通过恢复手机上的图像资料，警察就可以了解到嫌疑人想要隐藏什么重要证据。数字技术还能帮助调查人员确定嫌疑人的位置。智能手机的出现记录了人们活动的轨迹，即使犯罪嫌疑人关机了，警察也可以通过信号服务商来得知他的大概位置。
但是，任何事都有两面性。数字化也给破案带来了很多不便。越来越多的人把信息传送到云端，这样一来，警方就没法从获取的硬盘里获得更多有用信息，嫌疑人还可以通过云端技术随时随地改变传输的内容。
而且现在的高智商罪犯们都是对付新技术的好手，他们深知过时的技术是对抗计算机取证最好的方法，所以在作案的时候会选择预付费型的手机，在作案以后马上把手机里的内容抹掉然后丢弃。他们也会使用模拟相机代替数字相机，因为模拟相机不会嵌入数据在照片中，警方在对付这些犯罪分子的时候也需要花费更多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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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庭才是所有案件调查和判决的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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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提到的取证方法外，还有很多五花八门的学科被应用到犯罪取证当中。比如，毒理学家就会帮助警方分析被害人体内的毒药成分、剂量以及毒素的滞留位置，以此来推断被害人死前可能发生过的状况。
而法医心理学，对于法庭上的最后判决也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人是在疯癫、或者药物导致神志不清的状况下作案的，那判决结果将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心理学家还可以通过研究、推断潜在嫌疑人的性格和行为习惯来帮助警察锁定嫌疑人。
当然，没有一种取证科学是可以单独使用并且作为证据的，也没有哪一种取证学科是完美的，而这些调查人员、科学家们都在努力推动着这些学科的进步。
而所有的证据和报告最终都要在法庭上呈现。法庭才是对于判决最重要的终点站。正如书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法庭上的缜密斟酌和判决，所有的取证都将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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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节阅读 Table of contents
关于本书 About the book
薇儿·麦克德米德是一位苏格兰作家, 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犯罪作家之一。毕业后，麦克德米德成为了一名记者。她在1987年出版了自己第一部推理小说《谋杀报道》。作为作家，她先后写了至少35部犯罪类型的小说, 以及迷住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与她深入研究有关解决犯罪的复杂过程。
这本书讲述了犯罪取证科学的历史、发展以及原理。麦克德米德通过许多经典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取证科学的理论、应用以及当代科技对犯罪取证科学的影响。
本书金句 Key insights
● 每一起突发性暴力死亡都承载着自己的故事。要想读懂它，调查者们要从两大线索着手：犯罪现场和死者尸体。
● 要想使证据和推理在法庭上令人信服，起诉方必须要证明证据是有力且没有被污染或损坏的。
● 想要摆脱那些令人头疼的变量的方法就是寻求新的调查工具。
● 这让我想起我一直知道的事：取证本身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那些做取证工作的人更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