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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听 1.儒学大师扎堆搞教培，诗坛巨星自编教辅书

  • 1.“双减”减不掉的补课热情
    
    路上读书fm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弗拉基米尔·大内密探零零九·良辰伊万诺夫，今天是个好日子，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万物生，特别适合放假睡觉吃饭打豆豆。
    
    如果你在街头溜达，瞧见一哥们儿，口罩墨镜全齐活儿，带着棒球帽，鬼鬼祟祟如特务接头，从大人手里拉走几个小孩走进小巷。每天还要转移阵地，今天茶楼咖啡厅，明天出租小黑屋，跟游击战一个架势。别紧张，他不是什么外国间谍或者人贩子，说不定是个补习班老师。
    
    没办法，时代变了，随着“双减政策”“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政策的下发，课外培训的画风就开始日益崩坏。曾经热火朝天、收费高昂的课外辅导，如今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新东方、学而思等大型教培机构，那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曾经叱咤风云的俞敏洪老师，都只能拉着他那帮名师卖菜带货去也。
    
    大机构轰然倒塌，小作坊更不好过。为了举报私自补课的法外狂徒，有的热心家长派出小孩混进去当卧底，来个录音摄像举报一条龙；杭州有个家长更是不讲武德，发动无人机攻势，侦查全城学校假期补课情况。难怪现在补个课，比谍战片还惊险刺激。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是这样，咱中国人民补课的热情还是居高不下。老师这边把自己折腾成特务，家长那边也大脑飞速运转：不准咱补课，我请个居家保姆，不犯法吧！但我就要985学历的、有教师资格证的、能说一口流利伦敦腔英语的，一不小心给咱小孩辅导下作业、讲几段语法，不过分吧！
    
    总之呢，为了能让孩子补课，大人们是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本《三十六计》都快被薅秃了皮。
    
    那问题来了，为啥咱这补课热情是如此滴高涨呢？当然了，现实原因是摆在第一位的。不是大家多热爱学习，而是大家为了考试，不得不热爱学习。如今这中考高考，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都含蓄了，简直是百万雄师走钢丝。
    
    学校的教学已经不足以应付这样的竞争，家长们便指望着去教育机构走一遭，让孩子的竞争力上个台阶。
    
    可如今取消了教辅机构，良辰我不禁赋诗一首：学校，好的只是少数！分流，又是如此残酷！孩子缺乏天赋，课也不让他补，莫非想让他少走四十年弯路——门口当保安，或是进厂包吃住？
    
    咳咳，献丑了！其实呢，这补课的热血，也是与生俱来，在咱血管里流淌着、沸腾着。咱中国的补课历史，可以说相当悠久。像孔子老爷爷，就堪称补习班的祖师爷。
    
    周朝的时候，本来是“学在官府”，啥学问都给王公贵族垄断了，老百姓没有资格接受教育，因此官职、法律的制订和解释权，都在权贵们手里，他们也就形成了垄断。
    
    孔子开天辟地一般，“有教无类”，在民间办学，搞知识付费——只要给他老人家送上十条肉干，他就把这些贵族才拥有的学问和技能，毫无保留地传给嗷嗷待哺的平民老百姓，由此第一次实现了教育权的下放和普及。
    
    不过孔子办学，只是有了补习班的雏形。孔子收费，也只是象征性的，并不靠学生的几条干肉过活；他带学生，也不帮学生备考提分，而是为了让学生达到一个今天看来让人笑掉大牙的目标：成为君子。所以孔子这个班开得不经济，也不功利，没有今天补习班内味儿。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对于人才的渴求也越来越多，各类培训班便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像张仪、苏秦就跟鬼谷子求学，大佬荀子则有得意门生李斯和韩非。但他们要么学的是“纵横术”，要么学的是治国之术，学成之后去各国应聘当官，还是没有今天补习班内味儿。
    
    真论补习班的历史，还得是从汉代说起。
    
    2.经学内卷，名师补习班爆红
    
    补习班这玩意儿之所以能在汉朝兴起，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条让大家出人头地的星光大道——考试。
    
    汉朝的选官制度叫“察举制”，大致来说，由地方长官考察、选取人才，向上层推荐，再通过贤良方正科、明经科之类的科目考试，就可以入朝为官，抵达宇宙尽头——编制。这里面分为两大部分：有人举荐，考试检验。就这样，做题家们心头有希望，眼里放光芒，闷头扎进了儒家经典的汪洋大海中。
    
    有一说一，当时的儒家经典也谈不上浩如烟海，一共也才六部：诗、书、礼、乐、易、春秋。博士弟子掌握“六经”中的一经，即可通过考试获得官职。史学大家班固就赞叹说，真是“用日少而畜德多”，性价比颇高。
    
    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儒生们就开始作妖了。他们觉得：哎呀，就这么六本书翻来覆去地读，大家学问感觉都差不多，怎么体现出我的水平呢？不行，得捣鼓点人家看不懂、但感觉很厉害的东西出来。
    
    这些儒生捣鼓些啥呢？给古书写注释。他们咬文嚼字，把一句本来很简单的话解释得弯弯绕绕，古书上就五个字，他们可以解说个两三万字出来。这灌水能力，各路网文作家都叹为观止。
    
    更可怕的是，这些疯狂注释经典的学者，成了学术权威。想出人头地的学生仔，把儒家经典原文倒背如流都没用，你考试的时候，得引用这个大师、那位先生的言论，才叫有水平。
    
    想要把那些弯弯绕绕、繁复琐碎的注释给看懂。要是没有大师点拨，哪怕你凿壁偷光、悬梁刺股、挠头挠成地中海，估计还在对着竹简一头雾水。更何况，察举制是由地方长官推荐人才，可地方长官对辖区内谁谁有本事，他不一定了解，往往会去咨询这些大师。所以摆在汉朝学生仔的面前只有一条路：上名师补习班。不上补习班，你既写不出妙笔生花的答卷，更没有资格成为被推荐人。
    
    汉代的一众大儒读圣贤书没有读傻，他们的嗅觉是相当敏锐的，嗅到了察举考试带来的商机，纷纷开坛讲学，完成知识变现。《后汉书·儒林列传》里记了42个当时有头有脸的大儒，里头就有39个就是出身名师补习班、或直接自己开班讲学的。
    
    而且这些名师对自媒体运营之道是无师自通。他们多年来盯着一本儒家经典狂薅，有的善于讲《尚书》，有的专门读《春秋》，董仲舒只讲《公羊传》。用今天的话说，不就是“深耕垂直领域、获取精准流量”吗？这一套引流套路下来，经学名师的影响力可以说是一呼百应，一些讲经的大师刚放出消息来要收徒，校舍还没建好呢，就有人自带干粮，不远万里前来拜师。
    
    这么一来，名师补习班的规模大得吓人。有个讲经名师杨厚，讲的是黄老之学，手底下有三千多弟子。有个叫楼望的老师傅，那更牛！有学生九千多人。因为他老人家是退休老干部，曾经当过太常——也就是专门选拔经学人才的大领导。
    
    这相当于啥？比如很多人都认识的“考研政治第一人”肖秀荣教授，肖老爷子之前当过考研政治命题组副组长，他一出场，跟那个楼望一样，简直是降维打击。
    
    可以这么说，补习班属于汉朝的风口行业，一开张就迎来小巅峰。那问题来了，这么多学生，一个名师照顾得过来吗？当然不能，所以名师们只能“次相授受”。
    
    啥意思？打个比方，有些人号称是受业于西汉儒家的天王巨星董仲舒，但他可能其实就是个记名弟子，甚至可能只听过董仲舒弟子讲的几回课，但混仕途时，他也就打着董仲舒学生的旗号招摇撞骗，人家也得给他几分面子。
    
    这就可以看出，“名师补习班”的培养质量，其实是良莠不齐的，那些挂着名师旗号、又非名师本人的，一个个品控不佳，纯粹就是骗钱的。
    
    总而言之，名师补习班是汉代经学考试疯狂内卷的产物，它的教学内容很枯燥繁琐，教学质量也不尽如人意，但它起码为平民学子提供了靠读书出人头地的可能性。
    
    3.“大考试时代”到来，开拓教辅蓝海市场
    
    到了魏晋时代，特别是东晋南朝，选拔官吏的方式变成了“九品中正制”，人们开始拿出身门第当第一标准，寒门出身的，也就只能捡大佬们不要的低级官吏做做，再能考，也挤不进上流社会。曾经辉煌的补习班，自然也就失去了市场。
    
    可一晃到了隋唐，补习班行业又秽土转生了。为啥呢？多亏了隋炀帝开创的新朝雅政，科举制度横空出世，全社会做起了靠读书考试成为人生赢家的梦。
    
    这科举制一出，市场需求自然野蛮生长，于是，补习行业又铺开了一条船新的赛道：教辅。
    
    没错，就像咱们今天，谁不曾被薛金星和王后雄吊打，疼痛了一整个青春？谁没被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支配，眼神变得不再纯真？但凡想在选拔性考试中杀出一条血路，还得在人家玩耍时摸出教辅资料偷偷刷题，来个明趟暗卷，弯道超车。
    
    而早在一千四百年，一些科举上岸人就已经独具慧眼，看到了这个市场需求，决定开拓教辅的蓝海市场。而开拓者，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个人——诗坛三巨头之一的白居易。
    
    其实在成为诗坛巨星前，白居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科举学霸。他16岁到长安当长漂，27岁金榜题名，高中进士。
    
    听到这有人要说了：啃老11年才考上进士，也能叫学霸？此言差矣，在唐代科举界有句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当时科举考的是明经科和进士科，明经科都是些默写填空题，靠死记硬背就能过关，所以三十岁才考过的老小子，都会有点年龄焦虑。可进士科就不一样了，考的是诗赋和策论，需要考生既有文采，又能评论时政、出谋划策。这难度可就大了！所以五十岁能中进士，都算是天赋异禀。
    
    而人家白居易，二十七岁就中了进士，称之为天才做题家也不为过。难怪人家一上岸，到长安慈恩寺打卡，立刻发了条朋友圈嘚瑟：“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可白居易当时太年轻，不明白唐朝的编制不是宇宙终点，社会毒打还在后边。长安的房价和高消费让小白深刻感受到，什么叫“长安米贵，白居不易”。就那点工资，从小白熬到老白也不一定能买到长安一套房！
    
    于是，他就琢磨着赚点外快。
    
    白居易雄心勃勃，准备开展另一项业务。他发现了一个市场痛点，当时的考生，最愁的就是策论，而我白居易正是平平无奇的策论小天才一枚。所以，他编写了一套教辅资料，把自己的策论范文汇编成册，取名《策林》。
    
    若要比附今天的教辅，这《策林》属于大唐版的满分作文一本通。它有七十五篇范文，覆盖的题材包罗万象，命题人看了直呼内行。考生还能从《策林》里学到学霸白居易的文章结构、作文开头、说理技巧，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策论不及格了！
    
    而给这本《策林》打call的品牌代言人、首席体验官，就是白居易的死党元稹。当时白居易在基层锻炼了一段时期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同元稹一起参加了吏部的“书判拔粹”科考试。备考期间，元稹读到了《策林》，顿时打通任督二脉，在排位赛中大杀四方，高居榜首，连白居易本人都没考过他。可见《策林》的应试提分能力确实是杠杠滴！
    
    此后，白居易继续深耕教辅领域。贞元十八年的考试，主要考的是法律知识，白居易本来不太精通律法，但他不愧是做题家的典范，就这么临阵磨枪，虽然分数不如元稹，但也一考即中，最终的职业生涯也是以刑部尚书的身份光荣退休的。
    
    备考时白居易自己出了一套模拟题，并写了配套答案，心想这学霸笔记不能浪费呀！于是顺势推出最新力作《百道判》。这本教辅资料多年来风靡长安公考界，属于当时的法考必备红宝书，放在今天可能会威胁罗翔老师的饭碗。
    
    4.宋朝：大儒扎堆下海，教培机构的黄金时代
    
    唐代是属于教辅的时代，但总有些商业奇才横空出世，立志革新商业模式，要做独角兽。比如，唐代陇西文人李宽，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但无意仕途。公元810年，他南下湖南衡阳，开了一所书院，这就是著名的石鼓书院。
    
    书院在当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主要业务一般是搜集整编儒家典籍。但李宽这家书院不一样，他盖“精舍”，请名师，专门讲解科举应试技巧，跟今天新东方、学而思这样的教培机构是一样一样的。
    
    可是天才总是孤独的，李宽的商业规划过于超前，学生们对此是将信将疑，觉得莫不是什么传销组织。所以创办初期，虽然有人前来求学，但书院规模并不大。一直到唐末，战火纷飞，北方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读书人们只好跑到南方的书院里窝着，继续读圣贤书。石鼓书院由此崛起，业绩蹭蹭上涨。
    
    到了宋代，文教发达，科举兴盛，教培机构迎来了黄金时代。石鼓书院由于宋太宗、宋仁宗先后御赐匾额，更是名声大噪，已经成为了业界的庞然大物。
    
    由于生源充足不差钱，书院老板便大把砸钱，漫天撒币，先后请来了周敦颐、张栻、朱熹、黄榦等大儒前来讲学。这四位的咖位，听到朱熹两个字就应该知道了。事实上他们全部“从祀孔庙”，就问你吓人不吓人。
    
    这种“大型书院+名师团队”的商业模式取得巨大成功，引得河南的应天书院和嵩阳书院、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也纷纷效仿，构成了“古代四大书院”。毫不夸张地说，书院简直就是当时科举人才的摇篮。
    
    书院一多，抢生源的情况也就随之出现，当时书院之间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其中最精彩的就是朱熹和吕祖谦两位巨佬的激情battle。
    
    朱熹大师很傲娇，他特别看不上科举制度，他表示：南宋朝廷如今为啥拉胯，为啥不能北上收服中原呢？全都怪这科举制！你宋要是想伟大复兴，非得停三十年科举才有希望。
    
    但是朱大师口嫌体正直，对科举培训倒是非常热衷。他不仅自己去石鼓书院当讲师，而且本人也创业，在老家福建搞了寒泉精舍、紫阳书院、竹林精舍等本土教培机构，还玩了一把借壳上市，重建白鹿洞书院，并把它经营成全国知名的头部机构。
    
    教培行业这么大一块蛋糕，总不能你朱老板一个人吃不完还打包带走吧，自然会有竞争对手跳出来分一杯羹。这个人就是另一位学界巨佬、同样“从祀孔庙”的吕祖谦。
    
    吕老师做了市场调研，研究了朱熹办学的薄弱点，提出了一套针锋相对的办学理念。比如，朱熹的教学理念比较洋气，有事没事弄个自由讨论，希望学生自学成才；吕祖谦就觉着这花里胡哨的没啥用，要想简单粗暴地提分，还得纪律严明，整齐划一地践行题海战术：学生得“时文十日一作”，每十天都要憋出一篇策论文章。
    
    为了把应试提分做到极致，吕老师还亲力亲为，编写教辅材料，他写了《丽泽讲义》《东莱博议》和《古文关键》，可谓高产。其中《东莱博议》最为畅销，表面上看是本分析历史事件的书，其实是作文素材宝典，人家吕老师自己都说了：“《东莱博议》者，为诸生课试之作也！”
    
    更强的是，吕祖谦老师还推出了一系列押题神书。这套书以黄帛包裹，江湖人称“黄册子”，据说考前只要一睹这本秘籍，考中进士也就十拿九稳了。这种法宝都祭出来了，吕老师自然是名利双收、盆满钵满，惹得一些人是分外眼红，温州乐清诗人刘黻就很酸：“区区黄册子，所事惟夺魁！”
    
    吕老师这种唯分是图、应试第一的办学风格确实动了人家的蛋糕。咱朱熹大师眼看自己的学生跑路得越来越多，直接对吕祖谦一顿开火，说吕祖谦没品味，竟然教学生读苏轼的作品，他苏轼一个搞文学的懂什么学问？还说这吕祖谦违背祖训，禁止学生跟没文化的“短打”混在一起，把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摆去哪了？但这些人身攻击都不痛不痒，吕老师照样把机构办得热火朝天。
    
    这就是宋代教培机构的情况，神仙打架、水准极高，所以说在宋代，教培行业进入了“黄金时代”。
    
    5.古代补习班的终点
    
    事实上只要有科举，给人提供改变命运、跨越阶层的机会，大家都会拼了命去学习。因此即便是元明清时期，教培机构的火热程度是一点不减。特别是明清时代，古代教培还迎来了最后的疯狂。
    
    当时科举考试的形式越来越僵硬死板，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一统天下，教培行业当然沿着吕祖谦的应试路线一路狂飙突进。传统的名师讲座、教辅资料、大型教学机构当然是热度不减，我们能想象的教培业态似乎已经到极限了。但在内卷到极致的科举环境下，总会有更加功利、更高效的产物出现，那就是文社。
    
    文社就是文人结成的社团，大家志趣相投，便一起抱团，诗文唱和。这样的组织其实早在东晋就已经存在了，在唐宋发展壮大。那时候的文社，主要还是交流文学，但到了明清，它就变了味儿，衍生出了plus版本的文社。
    
    这些新文社一般依附于大型教培机构书院而存在，或是由地方上一些有钱人联合出资建设。它虽然挂着以文会友、切磋学问的名义，事实上却是科举考试加工厂。这些新时代的文社青年，聚在一起的活动就是刷题、模拟考试，对着已经看过千百遍的四书五经继续精耕细作，甚至商量作弊的一百种小技巧。这里头没有理想主义生存的空间，只有赤裸裸的功利心。
    
    而如此功利的教培模式，如此内卷的科举模式，会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呢？那就是一帮因循守旧的、精致利己的官僚，他们能让一个国家走向辉煌嘛？没这个能力知道吧！
    
    所以当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甚至是日本摩擦得体无完肤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呼吁变法革新，其中一条就是废除科举。但科举制延续了一千多年，又岂是能随便废除的，何况还有那么多学四书五经的学生。清政府在1901年、1904年两次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但终究难以收到成效。
    
    最后在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在中国延续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就此寿终正寝，曾经辉煌的古代教培行业也走向了终点，新式学堂随之崛起。
    
    那么，今天中国的教培行业又将走向何处呢？各位可以在评论区畅所欲言，发表高见！今天就聊到这里，路上读书，你的音频图书馆，我是良辰周，我们下次再见！

特约撰稿人Special Contributor

陈良超，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读研究生

关于本书 About the book

探索史书夹缝里的新奇故事，角度刁钻，逼格满满，不一定有用，但一定有趣。

中国人补课历史悠久，补课热情居高不下。汉代察举制的出现，催生了补习班，讲经名师杨厚，手底下有三千多弟子，经学家楼望，有学生九千多人。随着唐代科举制的兴盛，诗坛巨星白居易作为教辅开拓者，先后推出了大唐版满分作文一本通《策林》，法考必备红宝书《百道判》。

不过要论教培机构的黄金时代，那还得看宋代。这时期大儒扎堆下海，经营书院，他们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其中最精彩的就是朱熹和吕祖谦两位巨佬的激情bat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