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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彝族聚居的大凉山里，有着一群诺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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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您的周围有少数民族吗？而您对少数民族的了解又是怎样的呢？说起来，可能我们平常听说得比较多的有藏族、维族、回族、满族，提起彝族不知道您会想到什么？今天为您介绍一本书，2015年各大媒体评出的年度十大好书之一，《我的凉山兄弟》，讲述的就是四川凉山彝族人的历史与现在。
说起彝族，可能您的第一印象就是美女如云，民族风情，歌好听，对吧。大眼睛的少女，健壮的汉子，在彝族人中比比皆是。咱们在好声音里节目里看到的，彝族人，特别是大凉山的彝族人，基本上都是海拔出众，面貌清秀，他们穿着民族服装翩翩起舞时，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其实，彝族的历史算是非常悠久的了，中国的古书中记载的西南夷，就是现代彝族的祖先。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没有“彝族”这个概念，人们按照古时候的说法，把他们叫做“夷人”。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民族识别，把这些“夷人”统统划分为“夷族”。后来，毛泽东觉得“夷”字在古文里有歧视的感觉，大笔一挥，改作“彝族”。您瞧啊，“彝”这个字确实是很复杂，但拆分开来，字里有米、有系，象征着有吃有穿，于是皆大欢喜。
彝族人在新中国之前，一直居住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连绵的山区里。而四川大凉山里的彝族，是云贵川800万彝族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不过，大凉山里住着一群彝族人，他们不称自己是彝族人，而是自称“诺苏人”。
诺苏人在唐朝时就已经有了记载。唐朝时，诺苏人和汉人贸易，拿土产换取汉人的布匹、丝绸和茶叶。一开始日子也相当平静，但和平只是短暂的。周围的局势迅速变化，南诏人、吐蕃人都企图染指这一块地方，诺苏人不得不走出大山，拿起了武器。
当时的凉山彝族崇拜鬼神，首领就叫鬼主。鬼主们招募了一批亡命之徒，战斗力颇为强悍。他们和唐朝联合对抗过吐蕃和南诏，也在宋朝时侵扰过汉人的要塞。一来二去，诺苏人的上层在汉族地区呆久了，学会了宋朝的耕作制度，搞起了收租，摇身一变成了地主。
但大部分诺苏人终究没有走出过大山，他们祖祖辈辈生长在群山之间。山区里的日子是平缓的，社会是稳固的，似乎什么都不会发生。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千年，在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前，诺苏人的社会有四个阶层，分别为土司、黑彝、白彝和奴隶。土司是统治者，黑彝是贵族，而白彝则是平民，至于奴隶，则是被随意使唤的工具。
当时，诺苏社会有自己的政治权力组织，“家支”相当于汉族人的宗族，是社会中最有地位的。凉山地区有一百八十万诺苏人，但只分为几十个家支，可见其势力范围之大。除了家支，“毕摩”也在诺苏人的社会承担了重要的作用。什么是毕摩呢？其实就是诺苏人的祭司。诺苏人信鬼神，婚丧、嫁娶、占卜、发誓，都要由毕摩来主持。有意思的是，诺苏人一边相信这世界上有超自然的力量，一边又用汉语把毕摩主持的仪式称为“干迷信”，令人哭笑不得。这个用语，您可以看出，其实现代化以及国家力量对民族地区的影响，还是蛮强大的。
虽然消灭了奴隶制，但一千年的传统积淀，在今天依旧有存续。比如作为贵族的黑彝女人，可以穿拖到地上的长裙子，但是平民的白彝女人，就只能穿不超过膝盖的短裙了。包括她们的后代，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这么穿。黑彝觉得自己血统高贵，不愿和外界通婚，但白彝就不同。
然而，无论是黑彝也好，白彝也好，原本蜗居在大凉山里的诺苏人，安于天命的传统社会，一夜之间，迎来了现代社会的冲击，这让他们措手不及。在外来社会经济政治的双重影响下，诺苏人的社会发生了巨变，而他们的传统，也在这股冲击下产生了动摇。今天这本书，讲述的正是现代性冲击下，大凉山彝族社会的种种变迁，以及社会转型中彝族人的社会问题与精神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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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鸦片是诺苏人接触现代化的第一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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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是社会学家们常常提到的话题，而那些原先远离现代社会的人群，在这种社会变迁中往往身不由己。短短半个世纪，全世界都发生了巨变。在这番巨变中，二战胜利、计划经济、改革开放、苏联解体，都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最显著的表现。
诺苏社会的变化也可以称为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现代性对凉山诺苏人的冲击，应该始于 1910年左右。说起来挺荒诞的，诺苏人第一次接触的外界新奇玩意儿，居然是臭名昭著的鸦片。当鸦片第一次在诺苏人的面前被点燃时，深吸一口，那种令人飘飘然的感觉，让这些常年生活在山里的人欲罢不能。但鸦片并不便宜，当时只有诺苏贵族才能抽得起，一时之间还成了身份的象征。从那时候开始，随着鸦片贸易慢慢地开展起来，诺苏人才算是与外面的世界连结到一起了。
而到了新中国，诺苏人千年之久的奴隶社会结构，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是他们从未听过的名词。而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增加了，现代化建设疯狂地发展着。这场现代化的大潮谁也逃不过，即便位处深山，外部社会的影响依旧翻山越岭，一点点渗透到诺苏人的村庄，有的诺苏人，再也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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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的成年礼被抛弃了，而青年们也纷纷离开了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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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今并不算久远的往日，对于即将成年的诺苏人，男孩子会和成年男子一样去参加成年人的会议、参与成年人的活动。女孩子则有“换童裙”仪式——脱下少女时所穿的裙子，改穿成年女人的彩裙。然而，成年礼作为一个符号，在八九十年代悄然发生了变化。青年们的成年礼，变成了闯荡外面的世界。
有的人脑子活络，改革开放后就去外面闯了一圈，虽然也没发大财，但好歹收入比待在大山里混日子要高多了。这些人衣锦还乡，立马引起了轰动。左邻右舍纷纷赞扬他们，恨不得马上就把自己家的孩子也送出去。
“出去耍”，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诺苏青年必然经历的成年礼，成为大凉山一种新兴的符号和代表，传统的仪式早已被忘在脑后。父母把孩子们拉扯大，到了成年时，替他们收拾好背包，送他们走下蜿蜒的山路，去往一个个巨大的城市。青年们向凉山之外跑，向成都跑，向全国各地跑，越跑越远。
外面的世界令他们惊奇，金钱、美食、女人，还有各种新鲜玩意儿，刺激着诺苏青年的神经，让他们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但很多人不仅大字不识一个，连汉语也说不好，加上又没有一技之长，要想在城里“耍”，就只能靠“摸包包”，也就是偷窃来维持生计。他们认为，“偷汉人的东西不丢脸，只要不在凉山偷就好了。”偷窃、打架、坐牢，这些都是诺苏青年们脱口而出的青春记忆。然而不止这些，还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那就是他们一边贩毒，一边还吸毒。
人们常说，现代化通常意味着文明与进步，但为什么看似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反而在这里投下了阴影，导致了诺苏青年的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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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诺苏青年吸毒泛滥，政府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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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鸦片，咱也知道，很久以前，鸦片曾经是中国人趋之若鹜的奢侈品，不仅吸，还玩出了各种花样，光烟枪就有象牙的翡翠的，更别说什么特别订制的吸鸦片躺卧的床榻。人啊，学坏容易学好难，鸦片文化也深深植根于诺苏社会。前面我们提到过，1949年以前，鸦片是诺苏人触摸现代化社会第一个玩意儿。诺苏人有句谚语：“鸦片是黑彝和土司的糖。”吸鸦片是身份的象征，只有贵族老爷才能享受得起。
到了现代社会呢，科技进步，人们把鸦片变成了纯度更高的海洛因。与上一辈的鸦片一样，它们翻山越岭，在20世纪90年代来到了凉山，再次引领当地的时尚潮流。
或许是因为贪恋这种飘飘然的感觉，或许是见到别人也都吸食的起海洛因，赶时髦的年轻人们纷纷效仿，在缭绕的烟雾中忘乎所以。慢慢地，海洛因成为了诺苏年轻人之间展现时尚、比拼经济实力的指标。昂贵的海洛因象征着购买力，象征着是否有钱，也能看出一个人是不是有能耐，有没有本事。到了最后，几乎家家吸毒，全民贩毒，可谓是“盛况空前”。
而在这吸毒贩毒的社会里，通常是男人吸毒，而女人去贩毒。诺苏人发现，贩毒这活儿，比干辛苦活赚得多了去了，于是很多诺苏女人一边抱着婴儿喂奶，一边在成都火车站贩卖毒品，在她们心理，也徘徊着一个女人的梦想：只要自己能攒下一笔钱，就可以跟家里吸毒的男人离婚了。
对于全民吸毒这种不可原谅的行为，政府自然不会坐视不管。当地警方根据政府的指示，开始推行禁毒政策。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怀里揣着注射器和海洛因的吸毒者，在大山里四处打游击，神出鬼没，警察拿他们也无可奈何。
官方禁毒收效不大，于是政府把目光转向了草根，民间的禁毒行动开展起来。民间禁毒充分利用了诺苏人重视家族关系的特点，族里的长辈们劝诫年轻人，村干部和家族的头人承诺监视年轻人，还组织了巡逻队逮捕吸毒者和毒贩，抓到就罚款。巡逻队经常把吸毒者关起来，一边给他们戴上手铐殴打，一边给他们提供戒毒药。这种大棒加胡萝卜的手段在刚开始的几年特别有效，各村纷纷效仿。但这招用得多了，就没了新意，吸毒者自然有对付的办法。许多吸毒者为了逃避抓捕，干脆跑到其他管得比较松的村子，“跨村”吸食毒品，如此一来，巡逻队往往也竹篮打水一场空。
为什么政府下决心禁毒，到最后却无功而返呢？说起来，政府的禁毒政策改来改去，却始终没有考虑到一些地方的特殊性，白忙活一场。试图用宗族势力去影响、制约年轻人吸毒，也是行不通的。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凉山的宗族势力早已土崩瓦解，过去族里老人还可以吓唬吓唬年轻人，但现在的年轻人对长辈们的劝诫和威胁，顶多一笑了之，正如那些吸毒的诺苏人自己说的：“家族戒毒没有用，除非你自己想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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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射吸毒带来了艾滋病，而诺苏人又对艾滋病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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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吸毒，大家自然而然想到电影里粉末状的海洛因，吸毒者把粉末放在锡箔上，用火一烫，就可以吸食了。
海洛因很贵，而这样做又非常浪费。贫穷的吸毒者就把海洛因用水稀释后，拿注射器打进静脉里，这样既能缓解毒瘾，又比较省钱，而且比直接吸食更带劲，更刺激。然而，艾滋病的病毒，就隐藏在这些注射器的针头中。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滞留在城市的诺苏青年普遍流行注射海洛因，他们聚集在哪里，哪里就可以见到一堆又一堆的吸毒者。毒贩们的身影行色匆匆，从这些贫困的人身上带走他们仅有的一点钱。吸毒者只要毒瘾犯了就什么都不顾了，很多人也不管周围有没有人，一边涕泪横流，一边就随便就捡起一个注射器在光天化日之下打针。有的人为了省钱，往往还好几个人共用一个注射器，就这样，艾滋病就通过共用针头悄然蔓延开来。
1997年，凉山的利姆乡通报了第一起艾滋感染案例，起初人们并不在意。但不久之后，艾滋病如同爆炸式地传染开来。2000年，英国人与中国政府在凉山开展了大规模的艾滋防治计划，俗称“中英计划”。经过一番检查，结果是触目惊心的，当地1000个村民中就有 96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而绝大多数的感染者都在是年纪从15岁到 40岁之间的青壮劳动力，都是注射过海洛因的男性。
面对着比全民吸毒还要糟糕的全民艾滋病，政府又一次坐不住了，他们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调查与防治。凉山最重要的防治项目，就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中英计划”。然而，整整五年过去了，钱也花的不少了，这个合作项目也告一段落了，到最后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效。艾滋病人在山村的小道上行尸走肉般地游荡，在家里的床上辗转反侧地呻吟，但患病者依旧在持续增长。在当地人眼里， “中英计划”其实相当失败，完全不顾实际情况，胡乱花钱，简直就是吃力不讨好。
如果一般人得了艾滋病，肯定会哭天抢地，痛不欲生。不过，诺苏人对艾滋病的态度却有点暧昧。有的人说，不就是个病么，得了就得了，死了就死了呗。有人完全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东西，因为传下来的经书里查不到。还有人甚至根本不相信艾滋病的存在，直到临死前才知道自己是死于艾滋病。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人们一边吸着毒，一边感染艾滋。因为不知道艾滋病的危害，他们把针头传给下一个吸毒者时，艾滋病就不可避免地爆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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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当地人眼里，得了艾滋病并不算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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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哪里都能看到标语，东一条西一条的。但标语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涂在墙上的，从标语就可以看出当地社会的主要问题。比如在城市里，标语集中指向违章搭建。在一些农村，就是呼吁要实行计划生育。而在大凉山里，标语则变成了“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病”和“不要歧视艾滋病”。这些涂在村里墙上的大字，红色的也好，白色的也好，看上去总显得格外刺眼。我们可以从标语中读出艾滋病在当地的严重性，但当地的艾滋病患者真的意识到自己身上出了问题吗？
前面说过，当地人对于艾滋病的态度是暧昧的。而在诺苏人的道德世界中，他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则是相当模糊的。诺苏农村是典型的亲属社会，如果当地人觉得谁算得上道德败坏，往往说的是一个人伤风败俗、不敬长辈，得艾滋病倒是其次的。诺苏人不仅不歧视艾滋病患者，相反，他们有时还想法子替艾滋病患者开脱，甚至不承认艾滋病的存在。而得了艾滋病，就是找毕摩看看，是不是中邪了。
诺苏人歧视麻风、肺结核和狐臭这三种疾病，得了这种病的死者都被视为非正常死亡，说起来就是恶灵附体，很不吉利。至于得了艾滋病的死者，在他们眼中是正常死亡的。
但我们前文提到的大标语此刻就发挥了作用。大家本来对艾滋病没有歧视的，看到“不要歧视艾滋病”的口号后，反而开始歧视起艾滋病患者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地人也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得了艾滋病不是好事，而且看上去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他们对于艾滋病的态度终于不再暧昧了。青年们开始害怕艾滋病，也拒绝和艾滋感染者结婚。这说起来，我们平时讨厌的标语，总算也是办了件好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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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诺苏人搬迁到了大山之外，没入了滚滚的现代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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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有消息称大凉山的一些彝族聚居区将被开发成工业区，所有村民将举家搬迁。许多大凉山里的小村庄，可能会就此消失了。
不管是老年，还是青年，都对此显得忧心忡忡。他们说：“如果搬迁，以后就没有彝族了。”是啊，没有了农地，没有了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聚落，取而代之的是城市钢筋水泥，诺苏人的语言、生活习惯甚至情感都有就此烟消云散。
但这样的担忧纯粹是多余的，其实很多诺苏人早已悄然完成了这样的转变。现在来到外面世界闯荡的很多诺苏年轻人已经不需要风餐露宿了，那些曾经睡在桥洞的前辈们，为这些后来者在城市打开了道路。而踏上了城市的街道后，新一代的诺苏人比前辈们更有目标，更适应城市的现代性。他们打工、说汉语、使用手机、用电脑上网，在外表上和价值观上都越来越趋向汉族。有的人开起了餐馆，有的人开始注重卫生，还有人正筹划着每一年的旅行计划。
有的人还在坚持着诺苏人的传统，然而时代的大趋势下，这样的自我保守和封闭是完全不可能的。现代化已经延伸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逐渐加入了现代化洪流，诺苏人也要被这滚滚洪流所吞没。也许多年以后，那些语言、习俗就会被彻底的遗忘，成为河底的沉砂。
好了，今天这本《我的凉山兄弟》就聊到这里。合上这本书，我们会发现，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凉山彝族诺苏人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他们继承着几百年来诺苏人的习俗和信仰，但流动到大城市之后，又染上偷窃、吸毒的不良行为。艾滋病使诺苏人陷入不幸，然而这一切，似乎又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措施都没能使他们彻底脱离毒品与疾病的困扰。当一切随着时间成为历史的时候，他们彻底走向城市，而诺苏青年一代也走上了一条更加符合主流和现代性的道路。
我们不能评判这究竟是不是好事，但值得庆幸的是，有人如此及时地记述下了诺苏人的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是凉山诺苏人的共同记忆，是他们在现代性洪流中的一块不会被磨灭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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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 About the book
刘绍华，台湾人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
在《我的凉山兄弟》这本书中，作者深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利姆乡，融入到彝族诺苏人青年之中，触摸他们流动、毒品和艾滋的人生。
本书审视了现代社会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冲击，讲述了民族地区风俗和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为什么凉山成为了毒品与艾滋的重灾区。作者以理解的眼光，在主流社会为饱受苦难的凉山兄弟们发出了一次强有力的声音。本书英文版获 2012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中文版获 2014年台北国际书展“年度之书”大奖。
本书金句 Key insights
● 藉由这些隐喻的分析概念，我们得以理解诺苏青年这种几乎是集体性巡回迁徙的时代意义。
● 表面上，自由化让诺苏价值有机会复生，重新成为诺苏人日常生活的道德基础。但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中国变革中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也渐渐影响诺苏人对于亲属社会意义的看法。
● 若我继续往更高山区的诺苏村寨走，也许可以找到十年前的利姆样貌。但那些更形偏远的村寨命运，迟早也都会往同一个渠道方向随波漂流过去吧。但我竟看得如此清楚，只得记述，记述这一段历程，当作凉山诺苏在现代性洪流中的纪念碑。